30年前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经济达到了一座分水岭。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决定提高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以承担更大范围的教育、培训、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补助计划，但美国没有这么做。里根坚称，更小而非更大的政府才是繁荣与增长的关键，并重点降低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2011财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达到GDP的15%，低于1980年的19%。
在此期间，除医疗和养老金外，公共服务和投资的支出遭到了严重挤压。除安全支出外，各种可酌情决定的计划，包括教育、能源、环境、道路、培训、科学等等，都受到了沉重打击。上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向这些领域分配了相当于国民收入5%至6%的资金。里根将这个比例砍到了2%至3%，此后支出一直停留在那个较低水平，只有奥巴马刺激计划曾在短期内使其偏离。
美国正在单方面失去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当前，相当大一部分年轻工人缺乏让自己维持中产阶层生活水平所需的教育和技能，结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在2008年，身为总统选举候选人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表示，他的目标也是将税收与GDP的比率稳定在里根时代的水平上！奥巴马对于继续实行低税收的承诺，可能在竞选总统时帮了他的忙，但也为他播下了政策失败的种子。
奥巴马虽提及向教育、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投资，以重振竞争力和就业，但他可使用的财力却没有多少回旋空间。结果是，他一方面对政府能够扮演的角色夸夸其谈，另一方面与国会达成大规模预算削减方案，两者形成了令人沮丧的反差。奥巴马的整个经济蓝图建立在一个财政谬误的基础上。
据7月份国会和白宫之间达成的债务协议，到本10年结束时，除安全支出以外的各种可酌情决定计划上的投入，将进一步削减至GDP的2%以下。简言之，除了战争和寥寥几个转移支付计划，政府项目正遭到窒息。共和党人宣称，低税收和小政府使美国没有染上欧洲病。这话大错特错。美国的表现远远落在高税收、高支出的北欧国家后面。
北欧国家征收高额赋税，但在支出方面也很有效率。它们购买一流的公共医疗、优质的托儿服务、高素质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社会公平。结果是，和美国相比，它们失业率更低，预算赤字更小，贫困人群少得多，贸易赤字也更低。这些国家的社会流动性、预期寿命和生活满意度也都高于美国。
同时，北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未见放缓。从1980年至2009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平均增长1.7%。北欧的平均增幅大致相同。在美国，收入增幅最大的是最高收入阶层，而男性收入中值自1973年以来就没有增长过。
美国最大的缺陷——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巨大失败——体现在其对待贫困儿童的方式上。北欧国家慷慨地帮助贫困家庭抚养孩子——通过收入补助、清一色的高质量国立学校等方式，而美国却日趋让穷孩子们自己照顾自己。富裕家庭能让孩子读完大学，贫困家庭就没这种能力。美国的下层阶级人数正在扩大。共和党的主张会一劳永逸地卡死政府，而奥巴马的政策则是缓缓地让联邦项目窒息。奥巴马最钟爱的税收措施是终止前总统布什出台的面向最富有阶层的减税，将最高边际税率由35%提高至39.6%，增税幅度为GDP的0.5%左右。
要获得教育、基础设施、家庭补助和科技所需的资金，美国必须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增加量要达到GDP的好几个百分点，这远高于奥巴马承认的必要增税力度。美国需要全面提高对个人、公司、遗产、资产净值和金融交易的征税，并改善税收执法，才能使联邦政府增加相当于GDP的4%左右的财政收入。有朝一日，会有一位以罗斯福(Roosevelt)为榜样、大无畏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将美国拉回到高就业率和中产阶层复兴的道路上去。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著有《文明的代价》(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译者/邢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