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1956 年生于湖北，1982 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 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维茨教授。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组部首批“”入选者及国家特聘专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德州A ＆ M 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SSCI期刊《经济与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学前沿》（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和制度设计、中国经济、经济体制转型、幸福经济学、博弈论等，著有《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等著作。在对1990—2000 年全球最著名前1000名经济学家排名中，田国强教授按照论文数量排名第185位，按照论文页数排名第220 位，按照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第504 位，总体排名第282 位，在华人经济学家中排名第4 位。
●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田老师，您好！您出生在20 世纪50 年代，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现代经济学研究这条道路的？
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学知识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我下乡插队，差点连中专也上不成。正当我的人生看似奔走无门、心灰意冷的时候，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决定招收师资班。当时刚打倒“四人帮”不久，九思老校长敏锐洞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高等教育和科研将在中国的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求才若渴，大量招揽人才和培养师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于1977年5 月被招进华中工学院的师资班。收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正好是我21 岁生日。这是我求学和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关键点。
从小县城到了有大师和大楼的大学，我的眼界得到开拓，但对专业学习不是那么刻苦，大量的时间花在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上。直到1978 年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班上两名同学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研究生，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既然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如果连想都不去想，目标也没有，努力也未付出过，那最终肯定什么也得不到。当时我就狠下决心，制定了详细的自学计划，悬梁刺股般地复习备考，最终于1980 年考取华中工学院的研究生，成为中国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奠基者——林少宫老师的首届研究生和首席大弟子。这是我求学和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关键点。正是这段与林老师学习数量经济学的经历，为我今后的经济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使我从此走上了研究现代经济学的道路。
我研究生入学后不久，学校开始送研究生出国留学。虽然当时我的英语词汇量连一千个都不到，但这丝毫未降低我出国留学的热忱。那段时间，我一边做论文，一边申请外国学校。攻读硕士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英文及一篇中文专业论文，当时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费雪（Franklin Fisher）对我的文章赞赏有加，后来文章得到美国科学院院士、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奇普曼（John S.Chipman）的肯定。虽然我并未通过明尼苏达大学派人给我专门举行的英语测试，但在他的坚持下，明尼苏达大学还是破格录取我并给了我全额奖学金，我于1983 年元月赴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生。这是我求学和学术生涯中的第三个关键点。
在美国求学期间，我很快克服语言沟通上的障碍和最初现代经济学基础薄弱的劣势，奋起直追，跟随奇普曼教授合写了五篇关于计量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论文，并顺利通过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师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深入研究微观经济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其实，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衍生出了丰富的经济学研究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个分支——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有限理性分析几乎覆盖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拍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公司治理、公共品机制、团队理论、监管理论、实验经济学等。不仅如此，赫维茨还在至少如下其他一些领域里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非线性规划、决策科学、数理统计，等等，其创新性令人震撼。有幸得到赫维茨教授对我的学术点拨和学术导航，是我求学和学术生涯中第四个关键点。这为我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而他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的言传身教，真正让我终身受益。1987 年5 月，我拿到了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
回顾自己的求学和学术道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关键点串起来的。这些关键点孤立起来看可能都是小概率事件，有时候自己并不清楚这些点究竟会拼出什么图案，但是只要把握住了这些关键点，进而通过努力奋斗，不放弃，最终一定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你只有坚忍不拔、努力奋斗，才能迎来最后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也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在求学道路上，借助他人、老师的力量去汲取知识养分，然后时刻审视自我、改变自我，最后战胜自我，这才是真正的强大。
您后来在美国的研究教学成果令人瞩目，同时您也一直心系祖国，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及制度转型。我知道，在您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期间，曾组织出版了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能否介绍一下这套丛书的背景？
是的。毕业后，我去了美国德州A ＆ M 大学经济系任教。为了减少为国服务的后顾之忧，我开头四年一心一意做好研究，于1991 年拿到了一般需要至少六年才能拿到的终身教职，随后竞选成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年下半年，我和时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的易纲开始策划和主编“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这是当时中国国内第一套系统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丛书（共14 本）。1992 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我们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但发现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很不了解，于是我们加快了编写进程，组织易纲、海闻、贝多广等在海外留学的学会会员及林少宫、李楚霖、茅于轼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用通俗的语言编写了这套14 本的丛书，其中包括我和张帆合著的《大众市场经济学》。这14 本书基本涵盖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不同题材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和呼应，又相对独立。并且，每本书都有两名专家作为匿名审稿人对其进行评审，由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各书的第二稿于1993 年5 月完成。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中国正式决定搞市场经济，这套丛书正好赶上这个时机。1993 年10 月，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后，几乎当时所有国家级报刊、电视台及广播电台都为此发了出版消息或书评。这套兼具理论性、系统性、知识性、通俗性和实用性的丛书，开启了由海外中国学者编撰大型成套通俗理论读物的先河，得到了出版界、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工商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中央电视台曾制作专题节目介绍此套丛书。当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武汉各开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闻发布会，李铁映、陈至立、汪道涵等许多领导人和多家新闻媒体参加了发布会。我们向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及大专院校赠送了这套书，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国内出版市场还不是很发达的背景下，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发行了四十多万册，并于1994 年连获四个国家及地区级图书大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青年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及“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据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陈昕告知，一套图书一年内连获如此多国家、地区级大奖几乎没有什么先例。此套丛书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发行的，开风气之先，领潮头之上，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思想在中国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差不多近二十年的今天，陈昕先生在《南巡后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普及》一文中回忆起编辑“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策划与出版历程时，感到内心仍荡漾着当年的激越与活力，指明这套丛书的编辑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催生的成果之一，认为此丛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帮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方面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开了全国风气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功不可没。
这套丛书的编辑也开启了我之后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深层次制度转型贡献一己之力。即使是今天来看，这套丛书也依然没有过时。虽然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确立，但是中国离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二十周年，如果说二十年前中国面临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的话，当前的中国面临的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或者说是继续延续政府统制型经济还是实行市场主导型经济的争论。以至于一些学者感叹，今天的中国如果继续延续或者强化政府主导，中国的改革很可能会陷入进一步、退两步的境地，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会失去。
从美国到中国不仅是地域上跨洋的转变，更是您事业重心的巨大转变。您从专注于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到目前兼及中国经济研究和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2004 年，您受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能和我们讲讲您的心路历程吗？
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美国“9 · 11”事件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这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体制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可逆转。中国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真正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需要大量熟悉现代经济、金融、财会、管理等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同时，中国经济制度和结构转型过程中也遇到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大批熟知现代市场理论又对国情有深刻了解的学者们去研究，并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中国制度转型的背后需要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的转型作为支撑。而人才和知识的供给，根本在于教育。其实，中国学生的底子是很好的，无论放到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高等学府，都可以做佼佼者。但是，为什么中国高校这么多年来培养不出大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关键是教育出了问题，对办教育的基本规律没有很好地遵循。在美国求学和从教二十多年的经历，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美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与两国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上的差距有很大关联。同时，回顾我一路走过的求学历程，朱九思老校长和林少宫、李楚霖、张培刚、奇普曼和赫维茨等恩师们的教导和关怀，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让我萌发了以他们为榜样，在中国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的想法。
1978 年来，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所进行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的体制内全方位教育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破除旧体制障碍、建立长效机制的过程。应该说，成效非常显著，改革载体“经济学创新平台”为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的国家制度创设作出先驱性贡献，并推动学校整体进入中组部“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获得社会科学领域为数极少的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经过参照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全方位教育改革和制度体系构建，目前学生所受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系统训练已经与北美一流经济学教育相当，就业、学术竞争力显著增强。
我一直认为，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只注重理论研究，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终不能取得大成就。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教育则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制度转型，教育转型必须先行。现在世界的竞争很激烈，我们做的事情是践行国家发展战略——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个时代的需要出发的。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校长向我伸出橄榄枝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的原因。由此，也迈开了我在国内推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关键一步。
并且，教育改革的过程也是我将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对我自己继续做理论研究反过来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专长就是机制设计。我在上海财经大学改革最大的成果，是形成了与国际一流研究型大学接轨的涵盖学科、师资、教学、科研、行政、社会服务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学院这些年来形成的制度文本近十八万字。而我自己也真正尝到了老子所说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甜头，通过建立制度和团队，在学院里做到无为而治。
机制设计理论，似乎是一个高度数理化的研究领域。即使是今天国内不少的经济学家，如果没有深厚的数理功底，也很难读懂这方面的论文。您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研究领域，以及您的研究内容和主要成果？
机制设计理论也不尽然是高度数理化的东西。你看赫维茨教授早期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等上面的文章，用到的数学工具其实很少。其实，经济学是道和术的统一体，深刻的思想和扎实的学术同样重要。所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需要做到两点：明道为本，优术为用。如果不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蕴涵的思想，没有经济直觉和洞察力，那你将不能掌握经济学的核心实质。同样，如果没有扎实的学术训练，那你可能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没有理论支撑，就不知道一个制度安排有效治理的边界，弄不好就会出大问题。有思想无学术，有学术无思想，都不好。赫维茨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堪称是一位既有思想又有学术的经济学大家。
再说说机制设计理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涉及人性，面临着两个最大的约束条件：一是信息非常不对称，即使一个人看着我，给我说了一些话，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否说了真话，无法直接验证。二是个体，无论是国家、单位、家庭或个人，在常规性条件下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往往存在个体间、个体与集体间目标不一样的情形。这就需要考虑如何做到激励相容，也就是通过适当的规则进行引导，来解决个体目标和他人或社会目标激励扭曲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机制设计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代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它揭示了信息、激励和经济人的处理能力在分散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且使我们可以对市场失灵进行弥补。它主要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经济机制（游戏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并能够比较和判断机制的优劣性。赫维茨教授和我本人在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主要就从信息和激励两个方面来讨论市场。
第一，信息效率问题。赫维茨教授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就证明了对纯交换的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什么其他经济机制既能导致资源有效配置而又比竞争市场机制用到更少的信息。但是，纯交换经济离现实太远，它并没有考虑到包括生产的经济环境类。我则应用微分拓扑和代数拓扑的数学工具，进一步证明了对包括生产的一般新古典经济环境类，没有任何其他经济机制能既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又比私有制下的竞争市场机制用了更少的信息，并且私有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利用最少信息并且产生了有效配置和个人理性配置的机制。对于包括公共产品的情况，我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竞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情况下，应该让市场来解决。只有在竞争市场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设计其他一些机制来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这个结果对中国搞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国有经济民营化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激励兼容问题。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利益与代价，只要利益与代价不相等，就存在激励问题。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都会出现。由于一个人会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在自利的动机下，他将做出合理的激励选择：利益大于代价，就做这件事并把它做好；否则就不做，或不想把它做好。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或规则的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激励机制能够把人们的自利和互利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能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而且压制了其成员的创造力，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懒人、闲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机制设计，可以大到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其目标是一个经济整体目标，也可以小到只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主持人的目标，其目标只是他自己的最优利益。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机制设计理论对于深入理解和区分“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对于从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及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制度转型中所遇到的诸如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产权改革等许多现实问题，有不少值得参考和借鉴之处。
确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性已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不过，无论从2008 年的金融危机到尚未完全平息的欧债危机，乃至中国民间借贷引发的地方性金融震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博弈。那么，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扮演到底该如何协调？
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认为，中国经济长期的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没有理顺。这就导致了“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那么，如何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边界就是交易成本，看哪种制度安排最节省成本。这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在一些具有外部传递性的专业和领域，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金融行业，我是坚定的市场经济捍卫者，但我也知道市场有边界，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必须要干预。二是紧急情况，比如天灾、人祸、经济危机、外部的经济金融危机影响，这不是常态和规范的情况，政府应该起到作用，但是不能把这种非常态的干预作为一种常态固定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所以，政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且两者的作用要界定清楚，不能混淆。比如，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安全稳定，维护经济秩序，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竞争，让市场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如公共卫生、环保、社保、国民基础教育）等等。
中国的改革已经由计划和市场的拉锯战，进入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治理边界这样一个阶段。下一步的改革可能需要从政府自身入手了。我认为，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入推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二是从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有效型政府转变。政府应该从微观经济领域逐步退出，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科学发展以至民富国强。中国经济总是受到频繁的政府宏观调控而大起大落，使得中国经济的体质受到很大的损伤。政府将市场看成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把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对市场力量在维护效率、公平与和谐方面的作用缺乏信心。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应从以上两个点考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本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拙作《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改革走向不仅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结果所揭示的，也可以从中国的国学智慧中找到源泉。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是单纯的舶来品，其实中国传统国学经典中也蕴藏着朴素的经济学思想及于今仍有裨益的经济学要素，甚至一些思想还早于西方，尽管这些思想后来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科学体系，只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早在3200 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提出了“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家富”的以民为本的“民富从而国安、国定、国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根本之道，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老子、管子、孙子、司马迁等的经济思想，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有颇多共通之处。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经济学家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热衷于媒体，讲话多、思考少，并且很多发言经不起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的推敲。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中国经济改革离不开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的贡献，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社会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与国际上成熟的现代市场体系也逐步地接上轨道，这就对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经济学有良好的训练。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就是媒体经济学家，没有任何的理论依据就敢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或者不顾国情现实盲目地套用一些理论。殊不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运用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不分对象、时间、地点滥用。如果盲目运用，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经济学家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哗众取宠。所谓“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对现代经济学的应用，同样要注意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环境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客观现实环境，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应用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原理和理论结果，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内在逻辑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当然，这对经济学家本身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我觉得经济学家最重要的是应该持有一种独立性。这里所言的独立性，也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境界及学术观点的中立性。保持独立性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私利掺杂到公共事务的意见评判中去。在涉及改革议程和公共议题方面，我们应该追求和持守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目标、价值和立场。具体到中国的改革情境，这种目标、价值和立场应该指向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向，从而为改革继续沿着市场导向前行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现在中国经济和制度转型正处于一个关键期，面临着许多全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有志于在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亮相。对于青年经济学者，您又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如何处理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关系？
我认为，对于本土青年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这是做好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的必要条件。因为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科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是没有国界的。但是，不能将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应用到中国具体现实中，需要因事而异地综合运用。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研究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这样一个大环境中，零距离接触，所以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再造，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其改革和发展实践的体量如此之大，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和应用创新的机会。
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应立即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很多海归青年学者尽管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洞察，回国后直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往往有一定的困难，会遇到研究的瓶颈，难以做出真正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尚未形成学术声誉，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可能不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长远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出身，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做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迅速上升，新人、能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深刻转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学者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这就要鼓励国内经济学研究的百花齐放、多元发展、特色发展。不过，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都需要我们的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扎实地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能力和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甚至可能事半功倍。
刊于《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