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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

20年前,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出版了《中国的奇迹》的专著。20年后,历史证明了三位教授20年前对中国超过9%的年平均GDP 增速的预测。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反思过去35年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下列五点:


 

第一,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束缚。

第二,与中国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密不可分。

第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直接进入,以及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紧密相关。

第四,中国经济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末期的低度发展和极端贫困落后的低起点直接相关。

第五,中国人有精明的经商精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按照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的新版序言中所提供的数字,从1978到2013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超过9.8%年平均增速,中国的GDP 总量达到了8.3万亿美元,人均GDP也达到68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最新汇价(PPP)估算,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能保持35年GDP超过9%以上的年平均增速,从一个在1978年GDP总量只有2164.6亿美元——不到美国当年GDP的1/10的穷国,到2014年超过美国,这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因此将之称作中国经济奇迹,当是无可争议和毋庸置疑的。

过去35年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有哪些?今天,我们重新研讨和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对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未来的发展道路有着当下意义,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将具有普遍意义。

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不同解释

对于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较早给出了理论解释。多年来,林毅夫以他一直强调和坚持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框架为轴心,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切入点,提出了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内在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先是从微观农户的土地承包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微观单元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展开。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快的高速增长,他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高的积累率;其次是产业升级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支持;最后是中国在政府因势利导的合宜的产业政策下,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这三个因素加上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改进了制度效率和大国优势,促使中国经济产生了过去35年的奇迹。

张军教授主要强调投资、投资效率、资本形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他一方面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这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特征事实;另一方面特别指出,1994年实行朱镕基政府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良性竞争,导致中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速,最后蕴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张五常教授也提出,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都在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和各地的最大“经济发展总公司”。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历了史上并不多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期,很多人将其称为“奇迹”,并归结出“中国模式”。然而,是否真的有“奇迹”发生?是否存在超越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在许成钢教授等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私有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私有企业,尤其是新兴私有企业,而不是违反其他国家经济共同规律的‘奇迹’,决定了中国经济惊人的总体表现。”如果革除歧视私企的制度,让私企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由发展,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史正富教授更详细、也更理论化地提出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超常增长”的理论框架——非同于西方国家常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的“三维市场体制”,使得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良性互动,导致中国企业有高于常规的投资率,加上地方政府的开发投资,形成了一种超强的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致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出了超常增长和超低波动的奇迹。

除了上述偏重强调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竞争,是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学家外,偏重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更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譬如,吴敬琏先生在他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就提出,30多年改革与开放中“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被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速主要增长的原因。具体而言,“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制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第二,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大量原来无法流动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从低效率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过低、投资缺口过大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增长。第四,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利支持。”

多年来力促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更强调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贡献。“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开始起飞。中国经济在30多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他也特别强调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不仅如此,他还对多年来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过程和以国有企业主导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导致‘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周其仁教授批判了中国经济奇迹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发展的结果。他从制度分析视角出发,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产权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一个渐进地重新界定产权的改革过程,“承包权界定到个人、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承认私人所有权、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中国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政府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中国开放下的高速增长的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地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的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判断。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曾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并非是凭空出现的。1978年以前,中国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付出了一个世纪的努力,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现代经济搭建了基石。他认为,要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做得这么好,还要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和这些政策所达到的具体效果。中国的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特有的经历,可能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复制,这其中包括乡镇企业和国外华人投资。澳大利亚前驻中国大使郜若素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决策连贯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人心思定的局面,这本身就有可能意味着政治秩序会稳定下来。”“正是过去25年政策的连续以及秩序的稳定,伴随着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开放”,加上改革没有蓝图,中国领导人是“偶然”发现了一个成果的发展战略,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西方老一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并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实质性变化的话,那么,新一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则更技术化地从激励制度、销售、流通、竞争、价格弹性以及创新约束等方面,来探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贡献因素。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2010年2月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预测再过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123.7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世界GDP值的2.8倍;中国的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届时人均GDP的80%,并超过欧洲发达国家。詹姆斯·莫里斯也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他发现,到2004年,之前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率的贡献为2%左右,产出增长中劳动增加部分的贡献最大值一般也不会超过2.1%,而他估算资本存量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只有1.75%。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多年中不会超过6%。为什么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这个数字要高1.5倍以上?莫里斯猜测,在“余项”中可能还有城镇化因素、制度因素。

不管技术上如何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的路径,到底否定了十条“华盛顿共识”中的哪一条呢?又向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呢?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探

粗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经济学界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之奇迹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见解,都有自己的侧重,也有共同之处。然而,像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坚持或过于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认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不合宜的。同样,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而看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出现的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是有问题的。

回顾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迹,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回顾一下1978年的改革史就会发现,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从一开始,经济学界还是讨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1993年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最终确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之路,随之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增长之路,参见图1和图2。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过去30多年中,接着三次大的改革开放,即1978年的土地承包、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2001年中国的入世(加入WTO),发生了三次高速经济增长。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年增长率增长轨迹,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笔者一直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发现的三种资源配置方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自然经济中几乎都没有经济增长。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的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东欧各国的转制,世界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下实际上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且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福利增进来看,更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中央计划体制的实验和市场化改革的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唯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此而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有了市场机制,才有企业发展的激励,才有全社会人人发财致富、通过市场交易增加自己福利的动力,才有无数企业家的崛起,才有政府官员为发展经济而促进市场化和自己所辖部门与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升迁和谋利的动机,才有高速经济增长。因此,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更没有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有市场交换和贸易,才有斯密型动态增长,也才有熊彼特式增长;有快速经济增长,才有快速的资本积累,才有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开市场交换和贸易,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而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有交换,才有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就此而论,一国的经济总量并不完全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交易出来的。这一点正能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理论困惑:劳动力的增长、资本存量的增加、技术进步,乃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无法还原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是如何以超过9%的年增速而高速增长的。在莫里斯的困惑中,应该不包括“城镇化因素”,因为,尽管城镇化因素无疑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因素应该已经包含在莫里斯教授的三个增长贡献因素中了,因而无法再单独加入到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余项中去的。这个“余项”,很显然就是市场交易和贸易,具体体现正是市场中各种服务业的发展;而“制度因素”,包括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以及对外贸易制度和汇率制度等,也是应该进入“余项”的。

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巨大和首要,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把这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看成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就此而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的60条,主要围绕着“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制度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人类社会运行自然法则的。因此,对中国深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第二,在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文革”后期,当“计划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可行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共识逐渐达成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各级政府争相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从而各级政府自1994年起就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成长的一个阻碍和压制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无论是县级竞争还是发展竞争,重要的不是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正是各级和各地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和各种有利于市场发展措施的推出,才在过去30多年中形成了今天中国所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多年来,中国政府过多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受到诸多批评。但是冷静思考下来,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如此高速增长,确实与中国各级政府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经过28年计划经济的实验,到1978年中国还是一穷二白,人均GDP还不到250美元。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和东亚几个经济体则经历了二次战后的快速经济起飞,从1950年到1873年,法国的平均GDP 增速在5.05%,德国为5.68%,美国为3.93%,日本则超过9.29%。同一时期,尽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53年到1978年为6%,但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 只有379元人民币。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统计数据显然有内在不一致之处。经过近30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数亿中国人仍然在是否能填饱肚子的边缘挣扎。在巨大的历史反差下,中国人穷怕了,苦吃透了,罪受够了,于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上而下逐渐形成了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而发展经济的全社会共识。随之,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把发展经济和促进市场发育和成长,作为自己执政和施政的首要目标。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还看不到有任何国家和朝代,像当今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经济发展。对于这一现象,你叫它“发展主义政府”也好,你叫它“亲增长联盟”也好,你叫它“三维市场体制”也好,甚至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中腐败寻租而被揭露出来倒下也好,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其中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与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的崛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甚至在这中间有一批政府官员自身就下海做了企业家,一批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自身也成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独特历史时期,政府促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最大限度参与、鼓励和驾驭市场,确实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和主要驱动力量。

当然,这种全社会各级政府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投入到发展经济的极其独特和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也带来了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莫过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的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拉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就此而论,中国经济要转变增长方式,可能不再是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种从投资为主和外贸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依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方式;而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各级各地政府的“发展贸易总公司”,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注重发展民生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政府。从一国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讲,投资的下降,在市场化条件下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事:当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企业不赚钱了,新的投资机会和行业越来越少了,房地产的一轮发展饱和了,中国的投资率自然会下降。在海外出口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情况下,外贸出口的增速也自然停止增长乃至下降了。如果政府的职能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生转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也会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会降下来一些,但社会将会更安定和更和谐,才会慢慢建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大量直接进入紧密相关;20世纪下半期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又给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经济起飞的80年代,在具有巨大优质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亲发展”和竭尽全力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我国港台地区、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资本和企业大量涌入,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第一级的助推力。在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现代制造业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又成了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二级助推力。

按照张军的研究,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高投资驱动的:“特别在2007年,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在过去10多年中,尽管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的份额平均占GDP的3.3%,这几年更是降低在2%以下,2011年之后甚至贡献率为负的,但这绝非意味着,加入WTO后的出口高速增长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并不大或不重要了。相反,中国外向型经济形成和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起飞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贡献因素,其贡献度可能比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贡献还要大。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是考虑到,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时期,由于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很大一部分是由一些国际大公司和制造商的FDI实现的,这就产生了数个除净出口外的推动和拉动效应。尤其是在中国迅速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下制造业的全球分工体系后,中国进出口大幅度增加(除2009年外,2002~2011年平均年增速超过20%,有几年甚至超过30%)。当然,还有以下贡献因素有助于中国GDP增长:

(1)通过加工贸易来实现GDP增长:出口总量增加很快也很大,进口总量增加(来料加工的半成品)很快且总量也很大,结果导致中国GDP增加的统计量上去了,但直接用净出口一个指标来估算,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被大大低估了。

(2)在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FDI也快速增加,许多FDI是以机械设备进口的形式完成的。由此而论,尽管外贸出口总值随着FDI的剧增而伴随着的生产和制造设备的进口值抵消了,但以投资的形式而完成的大量制造业产能扩展所导致的GDP增长,却在各省、各地乃至全国每年的GDP统计中反映出来。因此,单凭净出口来计算的外贸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因素并不大,但是由于FDI所伴随的进口却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的投资,从而通过已实现投资而直接计入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快速增长的GDP之中。

(3)出口的快速增加拉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加,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尽管我们没有具体核算国家统计局投资构成的统计数字,但至少我们可以从直观上判断,除了政府投资和公共设施的快速增长外,近些年国内投资的快速增加是通过外贸企业(外资、国企、民营企业)新增产能的投资快速增长来完成和实现的。后者显然比外贸净出口增加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产品如家电、汽车等绝大部分均在国内销售。概言之,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外贸出口快速增加本身,以及与外贸出口有关和直接拉动的产业投资、科技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要比国内仅与民生有关的净投资和政府公共设施(包括建政府大楼、大学校园和科研机构、商业大楼建设所引致的投资)对中国过去20多年GDP快速增长的贡献度还要大。一句话,没有过去外贸出口20年的快速增加,就没有过去20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10多年的快速经济起飞。

第四,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与计划经济30年中国经济的低发展水平和不发达直接相关。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测算,经过28年的计划经济实验,到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3624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也只有379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出发,才有高速的30年的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加上一个自上而下的具有强烈赶超愿望的政府的促动、外资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才真正利用了技术进步的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才能用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在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情况下,政府要采取符合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才会有比较快速的经济发展,才有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也就是说,正是在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和人均GDP不到250美元的国情下,随着国企改革、外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合作博弈,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实际上采取了相对符合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发展战略,才有了过去3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从一个到1978年才只有人均GDP379元人民币的低位开始,即使有30年超过9%的年均GDP增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6800美元左右,与西方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国家与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五,中国经济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有赖于中国人精明的经商精神。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在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增长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查德·林恩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说”讨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这[后]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实际上同时也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

迄今笔者仍然坚信,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离不开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中国人一旦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另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后,在13个GDP年增速连续25年超过7%的国家和地区中,就有4个是华人国家和社会,还有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这一判断。

(韦森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

(编辑:谢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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