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四十八
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生产率持续追赶，比价格贸易条件阶段性变动，显然有更为深刻的内涵
本栏目节前文章讨论中国贸易条件变动，提到由于进口品价格相对出口品较快增长，中国贸易条件一段时期面临恶化走势。如何看待贸易条件阶段性恶化？它是否表明开放发展对中国根本不利？
考虑这个问题需区分两类贸易条件。用进出口价格相对变动定义的贸易条件又称价格贸易条件，衡量本国与外国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交换比例变动。某国特定年份贸易条件恶化5%，表示该国要用超过去年5%的国内产出，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得到去年相同数量的进口商品，反之亦然。可见价格贸易条件显然有重要福利含义。
还可从生产率相对变动角度定义贸易条件，衡量两国劳动者工作时间交换比例。如某后进国家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外国的五十分之一，意味着该国需用本国劳动者50个单位劳动时间（提供的产出）才能交换到外国1个单位劳动时间。这时如果该国能较好利用后发优势，使本国生产率在特定时期相对增长10%，则意味着生产率贸易条件改善10%。
生产率与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方向逻辑上可有不同组合。一是二者可能同时改善，这无疑是最佳选择；二是可能一降一升：如特定年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5%，但是生产率贸易条件可能改善8%；三是两种贸易条件都下降。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放环境使生产率相对封闭状态下较快提升，从经济评价标准看开放仍是合理选择。
中国新世纪初年实际形势属于上面第二种情况。以上次栏目文章观察铁矿石-钢铁业为例，铁矿石价格阶段性趋势上涨侵蚀了钢铁企业部分利润，不过这个时期中国钢企整体效率历史性提升，仍推动行业空前发展并为大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骨骼再造”提供关键支持。
开放宏观经济整体情况也显示两种贸易条件指标反向变化。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中国进口品价格指数增幅为63.2%，同期出口品价格指数增幅为28.4%，贸易条件累计下降27%，年均约下降2.4%。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约3倍，同期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同一指标增长近30%，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年均增长10%以上。
就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生产率持续追赶比价格贸易条件阶段性变动显然有更为深刻的内涵。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参观日产汽车工厂，得知日产工人平均汽车年产量是当时中国一汽的几十倍，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把缩小生产率差距看作后进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为“发展是硬道理”名言提供经验诠释。
后进国家实现劳动生产率持续追赶目标，需满足若干看似简单其实不易的组合条件。首先要搞对体制，通过改革开放提供开放型市场经济的体制条件。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为例，计划体制下国家也曾力求发展，邓小平曾两次视察一汽，进行指导与鼓励，然而受制于体制环境和其他条件，1978年全国汽车产量只有14.9万辆，轿车年产量不过是日产汽车当时的月产量零头。邓小平后来力推改革，正是基于体制选择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很长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一段时期关键领域改革滞后，使得经济发展活力降低与深层矛盾积累发酵。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标志重建改革共识，如何贯彻落实改革蓝图将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持续追赶前景的最重要因素。
生产率追赶必须依靠技术创新，通过引进拿来与自主原创相结合，不断改变社会生产函数结构，提升生产率。破除垄断、放松管制、鼓励公平竞争，激活企业家精神与人民创造性，是生产率追赶的重要保障。不断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是助推生产率追赶的基本因素。
生产率追赶也离不开两重意义上的投资。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积累，就是通过正规教育、职工在工作岗位“干中学”以及农民工转移等各种途径，提升社会劳动者整体素质和人力资本含量。经济发展同时就是自然推进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资本形成过程，有研究显示这一因素对于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贡献可能高达二三成。
另一方面也不可缺少物质资本积累。通过把储蓄转化成资本，在补充原有资本折旧消耗之外，较快增加社会物质资本存量规模，是后进经济体快速追赶的不二法门。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投资率较高，同时高投资又与转型期现存体制扭曲因素与环境压力相互联系交织，因而对如何看待投资驱动经济追赶争议较大，成为宏观经济分析领域极具中国特色的议题之一。
来源： 财新《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