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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辩“土地供求无弹性”

把土地交由分权的市场来配置,人们的顾虑重重。这是一种观念,无形却有力。上文找来一比,像空气里的霾,颗粒超细,看不见、摸不到、逮不着,但只要集积到一定浓度,弥漫开来,诺大一个京城——以及其他几十座中国知名城市——立马面目全非。

中国有悠久的农业文明,一般的观念都懂得农业重要、土地重要。离开土地,离开农业,养不活那许多人,中国凭什么在世界上立足?这听来没错。但是进一步,土地究竟具备了什么特征,才让大家觉得它重要无比?到了这个层次,观念之霾就围上来了。

一说“土地很特殊,供应无弹性”。这是把土地看作上天赐予的自然资源。地球就一个,中国就一个,想多也无可能。换成了很经济的术语,那就是“土地的供应没有弹性”——人口增加,土地不会增加;人们对土地产出的需要增加,土地也不会增加。

土地当然是自然所赐,但很早就不是“纯自然”之物。土地“不纯”的原因,首推人的活动,诸如使用了人发明的工具,以及在利用土地中渗透进越来越多的人的想法。天地洪荒、混沌之初,土地是有了的,但“耕地”就未必。那至少要有人刨一刨、松一松吧?“刀耕火种”听来太原始,不过就算那样原始的农业活动,对象也不是纯自然之土。

后来被统称为“技术”的,打一开始就构成人类利用土地的一个要素。只不过在科学革命之前,技术进步比较慢,被“自然”压得几乎不足为道。留在人们观念里的,似乎人类只是靠天吃饭,靠自然所赐生活。技术不够活跃,大自然就不那么慷慨,尤其对人口繁衍较快的族群而言。

其实早该明白,人口能繁衍起来,本身就是土地(自然资源)供给很有弹性的一个证明。倘若耕作面积不扩大、单产得不到提高,靠什么支持人丁兴旺?修水利、凿运河、改良种子、完善农具、以及积累并传播增产的经验与知识——这一切都增加着土地供应的弹性。一部农业开发史,读来读去,其实满篇都是土地供应有弹性的证明。

马尔萨斯关注的情况也存在。那是在某个时期,人口增加快于农业技术进步,结果需要来一个以这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调整:经由疾病、灾荒、甚至战乱来大规模去除人口,以适应自然(土地)生产率的要求。马氏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人间一切重大的不幸,但被这个假说刺激起来的更多的后续研究,却说明那仅仅是忽略了一些关键条件的结果。后来者问:人口增长仅仅是情欲和生理因素决定的吗?技术进步又因何受阻、因何加快?这需要对更深层次的因果联系加以探查。

上世纪90年代读到博瑟茹普(Esther Boserup)的大作,我受到很大启发。这位生于北欧、与芝加哥大学有过交集的女经济学家,帮我梳理了原先脑子里“人口-土地联结”的误差。她的著作发现,较高的人口密度不但是土地较高生产率的结果,而且推动人们从事更技术密集的农业活动,如增加复种指数、使用畜力、改善种子何肥料、采用更新的耕作技术以提升单位土地产出。这解释了北欧——作者的祖国——为什么被大片森林覆盖,而亚洲等地人口密集的经济,却实现土地一年的多次高产出,还维系了土壤的高肥力。博氏看得明白,把技术选择引进来,土地的供应向来很有弹性。

再把制度变量纳入,更不难明白技术进步的行为基础。这是诺斯(Dangles North)的工作。这些逻辑读来毫无理解的困难,我以为自己还是借了经验的光。1968年下乡,北大荒的土地分大田和自留地两种。去了不久就观察到,人们在大田上劳作不那么起劲,虽然开动员会、念语录、斗私批修的仪式不少,但干活时你看我、我看他——“出工不出力”这句话就是那时记下的。到了自留地上呢?行为者判如两人,土地利用真叫那个讲究。那时接触不到“弹性”这么高雅的话题,只是心里生疑,干嘛喊那么多口号,把大田改成自留地,产量不就可以增加了吗?

可是,相信“无弹性经济学”的人数之多,还是超出了想象。斯蒂格勒专写过一篇论文,列数种种论述这门经济学的高论。不少是学报的正式发表,作者不乏欧美的名流大家。中文世界里,好像还没有这么一篇概述。不过在流行的用语中,“刚性需求”——被简称为“刚需”——也早就占有一席之地。

举凡春节回家坐火车,丈母娘要女婿买房,还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都被说成是“刚需”——无论商品的价格怎么涨,需求量不会变!这是“需求(量)对价格变动无弹性”了。很多人认定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哪个中国人可以春节不回家?哪个都市客可以不买房?叫“必需品”当然是生活离不开的,难道盐价涨你可以去吃糖?

这里涉及到农业以外的土地,其实谬误更容易被看破。房屋当然要盖在土地上,正如庄稼长在地里一样,但非农土地利用的技术进步一般更快、也更显著。同样面积的一块土地,盖平房是一个供应量,盖楼房是另外一个供给量。盖高层住宅呢?一平米土地就等于几十平米、甚至上百平米。就算那厢有“刚需”,这厢也有“刚供”,以刚对刚,弹性大得很嘛。房子越盖越高,当然有一连串别的问题要解决。不过人类就是不断在解决问题中前进——这也是任何资源的供给总有弹性的根本原因。

是割裂的管制,才让经济问题变“刚性”的。城市化大潮之下,一些城市——不是全部——要扩大盖房子用地。如果需求上升、供给也增加,“刚性”何来?但我们这里,管供地的国土部门只管“平面的”土地,只讲面积、不论上面能盖多高的房。后者的中心指标是“容积率”,归其他行政部门审批。住房需求上冲时,批地的只管控平面土地,批容积率热衷于限高,还不造出一个“刚需”来?“刚”了这多年,可不可以试试别的办法?让土地有价、容积率也有价,可买卖,试试看,行不行?

麻烦得很。要触动现成的审批利益,当然麻烦。但我以为更麻烦的,还是迷漫在流行观念里的霾。无非是土地资源特殊,双料的无弹性。一方面是供给无弹性,因为大自然提供的土地用一块少一块,市价再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会增加。另一方面是需求无弹性,因为人类的吃和住——广义讲是衣食住行以及一切消费需求都有赖于土地——都是“刚需”,价格再涨,人也不能不吃饭、不住房。加到一起,供求两端皆无弹性,土地还不特殊?

无弹性就是“价格不管用”。讲市场能配置资源,无非靠价格机制——变化的价格引导供求行为的变化,价升刺激供给、平抑需求;价降鼓励需求、抑制供给。供求之间经由价格之手协调,才在起起落落中实现平衡。现在来一个“土地无弹性”,价格机制不起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就失灵!

价格机制不管用,那就要另找一个管用的来。至此,观念之霾开始生效——它要影响人们对经济体制和机制的选择了。差不多十年前,我看走在半道的“市场化改革”有被固化之势,曾讲过一篇言论(“‘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见 www.zhouqiren.org)。时过境迁,当时写下的命题现在还有修订的余地。说“价格不管用”,其实是不让价格管用的结果。这件事情上,流行观念帮了大忙。反正土地特殊,供求皆无弹性,就是让价格机制配置也无效。思维的推理终结了另辟蹊径的可能,没有实践的机会,人们又凭什么检验真理?

突破以上闭路循环,思想实验无可避免。看来要辩一辩:土地资源究竟有哪些特征,究竟是不是真的特殊到供、求皆无弹性,以至于让价格机制失灵?倒没有太大的指望,不过是想把罩在庞大既得利益外的“大词”之网,撕下那么一道口子来,至少争取一个实验的机会,容许非常经验地检验:价格变,土地的供求究竟变还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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