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经济出现一些积极动向。今年1季度经济增长率初报2.4%（后调整为1.8%），银行与企业等私营部门去杠杆化成效明显，失业率等宏观指标逐步改善，尤其是油气能源产量增长与净进口下降令人印象深刻。基于这些方面观察，目前业内人士“看多”美国经济观点强劲。观察意见将美国经济看作是危机后成功调整典范，有预测认为美国经济将重回持续高增长轨道，一家著名机构日前一份报告赞誉美国是“全球经济版图中耀眼明星”。
首先应当肯定，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如能像乐观预测那样强劲增长，对中国与世界经济都有积极意义，在主观意愿层面国际社会主流立场自然期望美国经济走好走强。问题在于美国经济是否真有那么好？美国经济表现确实不乏亮点，然而全面观察美国经济复苏增长的机制根源，分析美国私营部门去杆杠化的具体原因，实际情形或许没有目前流行观点描述得那么乐观。
一、短期增长有亮点
今年1季度美国经济走出去年4季度0.4%增长率阴影，显示美国经济仍处于复苏增长状态，这对全球经济是一个利好消息。美国经济最新增长主要依靠四大驱动因素。
第一大驱动因素是居民消费增长。1季度消费增长对GDP增长贡献折算年率是2.4%，正好等于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总需求其它几个子项目——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的增长贡献加总为零。Michigan University Consumer Confedence Index从去年月度简单平均值76.5高位，进一步上升到今年上半年六个月简单均值78.8，达到金融危机后新高。
第二个驱动因素是私人投资。1季度私人投资带来GDP增长1.16个百分点，与消费贡献相互呼应，是美国经济表现重要亮点。美国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中私人投资包括“私人固定投资”与“存货投资”两大项。数据显示，1季度私人投资中超过一半是存货投资。我们在2010年初发表的美国经济“复苏不易，景气难在”报告中，分析了这次复苏不同于战后十多次复苏，特点之一在于高度依赖存货投资，折射私营部门对美国经济前景信心不足。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资产价格飙升。三种房价（US Census average sales price of houses，FHAH Housing Price Index，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去年开始不同程度上升，形成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房价反弹后第二次较快回升行情。股市价格从2009年2季度持续上涨，道琼斯指数上升到今年5-6月15000点上下，超过2007年10月近14000点历史峰值。纳斯达克指数也上升到接近3500点，超过2007年危机前水平。资产价格飙升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增长。
第四个驱动因素是能源部门特别是页岩气较快增长。原油产量从2009年月均1.63亿桶，增长到今年1-4月月均2.15亿桶，增幅近32%；原油净进口从2009年月均2.73亿桶，下降到今年1-4月月均2.25亿桶，降幅约21%。天然气产量从2009年月均2171 BCF（billion cubic feet：十亿立方英尺），增长到今年1-4月月均2450 BCF，增幅近13%；净进口从2009年月均223 BCF，下降到今年1-4月月均105 BCF，降幅达53%。能源部门就业人数从2009年初16.5万人，增长到今年5月19.4万人，对失业率下降做出贡献。
二、结构矛盾待根治
虽然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复苏增长，结构调整也取得一些进展，不过从以下几方面观察，美国目前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仍存在困难。
第一是依赖超常刺激政策支持的消费增长驱动力存在可持续性问题。目前复苏主要依靠消费增长，一定程度依赖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背后离不开美联储超常货币政策的人为刺激作用。观察美国居民净资产与储蓄率关系，可看出刺激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关键支撑作用。随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复苏增长能否持续尚存疑问。
观察美国居民净资产相对可支配收入倍数以及居民储蓄率数据，二者清晰呈现反向关系：净资产率较高时，储蓄率较低即消费率较高；反之也然。如危机前后居民净资产倍数从2007年4月6.5下降到2009年初4.8，居民消费下降伴随储蓄率从2007年初2.1%上升到2008年10月6.2%。然而随着净资产倍数回升到2012年10月5.4，储蓄率逐步回落到2012年上半年3.7%上下。
这个相当显著的经验关系，对认识美国刺激政策与消费驱动复苏模式之间联系具有重要意义。简单而言，美联储超常量宽政策人为打压短期与长期利率，刺激资产价格快速飙升，并推动居民部门净资产相对规模快速回升，成为复苏增长的重要推手。“量宽政策—资产价格—净财富规模—消费复苏—经济增长”提供美国经济弱复苏的刺激传导机制，其长期可持续性显然存在疑问。
第二是美国经济尚未真正走出流动性陷阱。集中表现在信贷增长缓慢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巨量现金与准备金的反差现象仍然存在。危机全面爆发前，美国存款性金融机构2008年8月现金加储备总量为3590亿元，是贷款租赁总额69364亿美元的5.2%。2009年12月现金加储备规模上升到23454亿美元，占信贷租赁66585亿美元的35.2%。2011年12月现金加储备上升到36200亿美元，占信贷租赁总额69061亿美元的52.4%。2013年4月两个数据分别增长到38480亿美元和73002亿美元，占比为52.7%。这一反常现象显示，美国实业与金融部门仍不看好经济长期前景。上面提到私人投资增长结构特点：短期性库存投资打主力，长期性固定投资不给力，与流动性陷阱是同一基本面条件的不同侧面表现。
第三是制造业部门表现差强人意。制造业可贸易程度较高，在开放环境下最能体现一国相对竞争力，对观察一国长期增长走势具有重要指标含义。鉴于制造业特殊重要性，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并通过相关法案给予支持。然而危机后美国制造业总体表现不如官方预期。
制造业PMI值在2010-2011年曾恢复到58-59较高水平，但是过去一年多持续下跌，今年5月下降到49。2008与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深度下跌-5.8%和-9.2%，此后虽出现较快恢复性增长，2010-2012年三年增速均值为5.2%，然而2012年制造业占GDP比重11.9%，仍略低于2007年危机前水平。制造业就业人数在危机前2008年9月为1337.6万人，危机后曾下降到2010年5月1147.9万人。过去两年制造业就业数有所回升，今年4月为1191.4万人，比两年前增长43.5万人，比危机全面爆发前仍减少146.2万人。
三、退出前景不乐观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采取“利率一降到底，量宽接二连三”应对举措，是大国货币政策史上前所未有事件。虽然美国官方强调其积极意义，然而超宽货币政策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对美国经济长期影响如何，估计主事者扪心自问也未必真能信心满满。美联储比市场预期较早提出退出时间表，或许与美国官方对这个超常政策长期影响心存忧虑不无关系。
假设如伯南克主席6月19日所言，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逐渐减少资产购买规模，并将在明年年中结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无疑会对美国与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引入与退出，QE政策都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带来冲击，需要深入研究。从美国经济角度看，也会产生制约经济增长效果，并可能促使其潜在经济困境进一步水落石出。
这一判断当然并非意味着美国应继续死守QE，而是认为QE本质上是改变美国经济深层矛盾表现形式而并未根本解决问题。这一理解也并不表示对美国经济问题存在其他替代性立马见效对策，并在此前提批评美联储QE政策选择；而是认为在新兴经济体追赶大时代美国作为中心霸主国存在战略性软肋，并不存在可以很快摆脱纠结的“速成”应对方案，
QE退出利空美国经济的道理简单。退出意味着债券市场最大买家出手相对或绝对减少，会引入抬升债市收益率的效果。伯南克发表演说当天，美国“10年期指标国债收益率升至2.32%的15个月高位”，是这个客观效应的初步表现。受超常刺激政策人为推高的资产价格飙升或高企态势，会由于资金面支持力度下降和均衡利率水平提升而显著改变。
美国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消费支持，消费扩张又相当程度依赖QE政策带来“资产价格飙升-净资产规模扩大-提振消费与储蓄率下降”的机制性刺激作用，QE退出会对这个增长模式产生某种釜底抽薪作用。QE退出派生减速调整效应，可能会使美国财政赤字率止跌回升，届时美国应对财赤问题也会更加棘手：征税会使本已疲软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扩大债务融资则会面临高收益率成本限制，近年美国政府债务率急剧攀升同时利息支出率相对平稳的好日子将不复存在。
考虑上述制约作用，美联储仍可能拖延退出时间。据报道美联储内部对退出时间表就有不同声音。另外万一QE退出后形势恶化，不排除美联储用某种形式再次引入QE可能性。不过无论美联储如何选择退出策略，都无法最终回避经济规律作用，并且拖延越久后续治理更麻烦。根本问题在于QE无法改变美国经济由于新兴经济体追赶带来的战略被动，在于QE本身无法保证美国经济再造内生景气增长的全部机制条件。QE退出是美国经济再现辉煌起点，还是需要直面深层调整开端，对此或许仁智互见，笔者认为前景并不乐观。
四、反思美国应对危机策略
金融危机爆发距今已近五年。美国作为危机发源地，其实施反危机策略的逻辑、成效与问题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最初采用7870亿美元大规模财政救助与“接近零利率+首轮量宽”货币放水的双管齐下刺激政策，后来受种种因素制约逐步重视财政减赤，同时主要依赖超常量宽货币政策承担刺激经济保增长任务。
回头看，上述反危机策略确实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利益。一是很快扭转金融机构高杠杆资产风险集中爆发将导致金融系统崩盘的巨大危险。二是实现并维持经济弱势复苏，避免通货紧缩加剧其宏观困难和债务负担，推动失业率等宏观指标缓慢逐步好转。三是财政减赤进展明显，并且在政府债务率急剧飙升同时，利息支出占财政收支比率仍大体稳定在较低水平。虽然国际社会联合应对危机因素贡献显著，美国经济表现主要是其基本面条件与政策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正在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标准教科书模型所能想象范围，近乎经济魔术与传奇：虽然本来是危机发源地与重灾区，然而通过几个刺激法案，实施几次量宽操作，无需发生很大调整代价与阵痛，就能使本已重病缠身的美国经济几年后霍然病愈甚至青春再发！如果真如目前流行观点预测，美国经济即将轻装上阵并重振辉煌，“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经济学铁律或许不再有效，国际货币地位也就真能成为终结历史的“护身符”了。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美国目前高度依赖刺激药方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在维持弱势复苏同时也把美国经济推到更加高出不胜寒的境地，如QE退出后美国经济再次“找不到感觉”，其政策腾挪空间将更加逼仄。救市策略把美国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大大小小窟窿挪移到公共部门，与其说解决了问题还不如说是改变了问题的存在形式。是的，国际货币地位重要。然而美国近年所为，正是在不顾一切地透支这个历史资产。从长期看国际货币地位并不是一顶永葆无虞的铁帽子，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怎样强大国家，如一味采用机会主义策略应对危机，用制造更危险泡沫方式应对现有泡沫，终将面临其“明斯基时刻”到来。
从本质上看，美国经济的战略性软肋，在于身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追赶大时代，作为霸主国面对快速变化格局，无论相对实力对比还是政策选择空间，都处于“时间不在自己这边”的忧虑与被动状态。透过美国经济短期表现亮点，认识其深层纠结的宏观困境，对反思与选择中国政策方针具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尽快告别过于看重外需心态，真正建立依靠内需发展的自信。要坚定执行稳增长、控风险、促改革方针，夯实中国经济持续追赶的基础。中国经济已相继在大宗商品增量、总需求增量等方面取得不同程度主导地位，随着未来对全球利率等价格参数边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应争取在大国竞合关系中具有较大主动与有利地位。
[①]根据笔者2013年6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经济学家第六次对话会”上有关“美国经济形势”发言评论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