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总量为9.37亿，比上年减少345万。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如果保持现行生育制度不变，这种下降趋势将会是持续性的。中国劳动人口的变化与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就是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劳动人口范畴是15-59岁，计划生育实行了32年，也就是说从15-32岁这部分减少的劳动人口数量即为实行计划生育少生的人。
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为应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技能，通过灵活调整就业方式等多种途径来延长人口红利。“通过灵活调整就业方式”表明延长退休年龄或将成为现实。短期内劳动人口要使下降得不至于太快，除了延长退休年龄，别无他法。80后是刚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代，当时计生政策实施得并不彻底，所以每年有2300多万新增人口。而90后一代，计生政策实施得较为严格，每年新增人口下降到1600万左右，下降幅度达到30%左右。明显降幅摆在那里，劳动人口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要保持劳动人口不变或者下降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调整计划生育。然而，即使马上放开生育，短期内也无法改变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因为一个父母现在计划多生小孩，要在20-30年后才会长大并工作。我们现在谈论生育政策，影响的是30年后中国年轻工作人口的数量，所以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劳动人口做贡献。
延长退休年龄是极有可能的，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汲取。日本的经验表明，老龄化严重影响未来创新和创业活力。如果继续执行限制生育政策，中国未来老龄化程度将超过现在的日本。日本最近20年的经济萧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创新和创业活力的缺失，几乎没有产生出新的像样的高科技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远不如前，也远不如韩国等新兴国家。这和日本社会和企业年龄的老化密切相关。当一个社会老化，年轻人数量少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反而小了，更被边缘化了。因为，在老龄社会，职位被人数更多的老年人占据，晋升机会更少了，历练更少了。社会地位和职位低的年轻人，掌握的社会资源更少了，于是反而更加失去了活力。
当然，“通过灵活调整就业”，一方面可以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也能够弥补养老金缺口，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从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马建堂所言的延长人口红利的多种途径，是治标不治本的。按照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推算，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会在1.7左右。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伊朗，泰国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东亚地区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二十多年前的发展水平和中国大陆现在差不多，当时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现在他们鼓励生育，生育率还是很低。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面临抚养小孩的压力和城市人是一样的，很多研究表明，他们大多数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也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更低。
是不是从限制只生一个变到放开二胎就可以了？还是应该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这还需要进一步去讨论。对全社会而言，我国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有人担心，赋予公民自主负责的生育权利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引发人口的出生反弹。事实上我国大城市育龄妇女的综合生育率已经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7，超过了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要求。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当然，完全放开生育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最终完全放开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
未来二三十年，如果中国听任生育率继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就会变得很像现在的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长此以往，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会衰退。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有能力控制和解决资源环境的问题，如果通过减少年轻人口来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那样就会降低国家的生产力和科技创新的能力，从而削弱中国解决资源问题的能力。所以变革现行计生政策，不仅对劳动力供给、人口结构、企业活力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对整个社会生育伦理进步会有所帮助。如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生育完全放开，重男轻女的观念就会有根本的改变，到时大多数夫妇都能儿女双全，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