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题为《神秘的亚洲奇迹》（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分析亚洲“四小龙”的增长因素，发现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的增加，也就是高劳动参与、高储蓄、高投资，而非技术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有限度，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在这一证据基础上，克鲁格曼作出了“亚洲无奇迹”的著名论断，并预言“亚洲奇迹”难以持续。
克鲁格曼是一个雄辩的写手。在前苏联刚刚解体、东欧国家刚刚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他把亚洲“四小龙”与前苏联类比，指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经济增长当中都没有技术进步，确实让人猛然警醒。在克鲁格曼的眼里，亚洲“四小龙”和前苏联一样是“纸老虎”，无法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形成威胁。把经济增长问题置于国际竞争的语境下讨论，亦增加了克鲁格曼文章的影响。
克鲁格曼无疑是幸运的，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作出了这一论断，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他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成功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人。
克鲁格曼的这一预言，为观察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的人所乐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投资，比起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克鲁格曼对亚洲“四小龙”的批评，对中国也毫无疑问是适用的。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讨论中，对于投资过高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
然而，将近二十年之后，回头再看克鲁格曼的批评，值得商榷之处颇多。首先，哪一个经济体不经历经济波动？美国也经历过大萧条，而且大约每10年就经历一次经济衰退，每30年经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是似乎没有人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技术含量。毕竟，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是两个问题，不能拿经济波动现象来讨论经济增长。
其次，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些经济体的表现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显示表明，2000～2010年，东亚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大约有4.8％，而世界平均只有2.7％。东亚经济体比世界平均速度快了2个百分点还多，比高收入的OECD国家更是快了超过3个百分点。为了剔除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进一步比较了2000～2007年的情况，发现大致同样的结论。熟悉经济增长的人应该知道，2～3个百分点的差别是非常大的。现在欧美经济增速倘若能多出2个百分点，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讨论债务危机了。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经济体的科技进步也在提升。比如说韩国，在金融危机以后迅速恢复，十年间的平均增速达到5.16%，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而且韩国在电子、汽车等产业的技术进步有目共睹。
最后，倘若拉长历史的视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少有国家（地区）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除去富有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国家，亚洲“四小龙”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从这个角度讲，“四小龙”无愧于“奇迹”一词。
然而，我们依然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根据同样的增长核算方法，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份额要大很多，而亚洲“四小龙”却要小很多。根据著名增长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爱德华?丹尼森等人的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中，大约只有八分之一归因于资本积累，四分之一归因于人口增加，六分之一归因于教育水平提高，剩下的大约一半归因于资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知识积累等因素，而这些都归入广义的“技术进步”。
作为比较，根据另一位增长经济专家阿伦?扬的仔细计算，亚洲“四小龙”的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要小得多，其中中国香港稍好，但也只有30％，中国台湾和韩国分别只有28％和17％，而新加坡的技术进步的贡献只有2％，只考虑制造业的话甚至是负数。这些人都是严谨的学者，他们的计算结果值得仔细揣摩。
新加坡的情形很有启发性。根据阿伦?扬的计算，1970～1990年的二十年，整个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只考虑制造业的话甚至为负。然而，很难相信新加坡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贡献。何况，新加坡的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好的，很难相信技术进步贡献最小的国家最后表现最好。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新加坡做的是最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了扩大生产而买了一台新型设备，可以大大增加生产能力。根据增长核算，这是一笔投资，是不计入技术进步的。然而，这种方法没有考虑新型设备中包含的新技术。实际上，新技术总是要体现在新的机器设备，或者其他生产要素当中的，否则新技术如何进入生产？
上面的例子说明，传统的增长核算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倘若如此，依然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就是为何这种低估在亚洲“四小龙”比在美国要大得多？毕竟方法是一样的，如果低估的程度是一样的，就依然不能解释上述差别。
其实这不难理解。发达国家处于科技的前沿，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研发，而且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教育投入。在此期间，物质资本逐步积累，技术逐步变化，资源配置方式也慢慢变化。而东亚经济体是后发国家，主要利用、改进现有技术，在短时间内通过购买现成的设备，提升基础设施来吸收、利用现有技术，并且和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进行结合。这样，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地表现在投资增长上，并不奇怪。各国发展路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也是自然的，理应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强求简单雷同。
实际上，经济分析中对于这一问题早有探讨。增长核算方法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索洛模型的创立者，罗伯特?索洛本人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投资当中蕴涵着技术进步的观点，后人也试图在增长核算中考虑这一因素。然而，调整的结果却远不如人意。例如，一种主流的方法倾向于用投资价格指数修正实际投资，由于投资品价格趋于下降，这一方法进一步夸大了投资的贡献，减小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克鲁格曼在贸易领域卓有建树，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经济学造诣毋庸置疑。然而克鲁格曼对于增长核算的应用，却值得商榷，至少在细节上值得商榷。重要的是，经济分析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于投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有一些偏见？对于研究经济增长的学生来说，还要进一步反思已有模型的缺陷，以及产生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