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惠于全球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中国制造”洒遍世界每个角落，与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政府的项目资金、政策、科技园等投资行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还带来了日益繁荣的低端高新产业，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一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也日益严峻，中国急需要面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转型发展，国家建设需要打造创新型国家；国家发展需要从偏向“效率”到偏向“公平”的转型，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收入分配合理、实现个人多元化价值的社会需求面前，要加大制度改革、政策创新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经济建设上也面临着经济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
中国要想打造创新型国家，成为全球创新创意中心，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转变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转型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将不再是土地、能源，不再是亿万吃苦耐劳的廉价劳动力，而是各类具有创新、创意能力的优秀人才。当今世界各类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的竞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的培养与竞争密不可分，一个国家即使不愿或无力在全球竞争国际高端人才，仅仅保护自身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流失到海外也要面临国际竞争。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建立“海纳百川”式的开放型国家人才战略，并成功吸聚、使用、挽留住大多数世界顶尖人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一、中国须转型以应对可持续发展
中国区别于欧美模式、同时又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经验，以及相关的巨大经济成就，早已为世界所瞩目，并被许多研究者视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中国模式”。但是，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中继续改革，自我修正与调整。仅仅从经济角度来说，高出口、高能耗、高污染、高投资基础建设与低内需、低附加价、低价劳动力付出、产业链低端位置为显著特征的发展模式，既意味着国家、企业、劳动者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的利润非常微薄，也意味着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升级，还意味着大多数劳动者从收入到消费都处于低级状态。未来的中国，急需要转型突破，而人才则是这一转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1．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过去30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是低端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数量庞大人口的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业发展以及包括铁路、公路在内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诉求，也是手机、互联网、电子通讯等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的基础，进而推动了中国部分普及型知识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然而，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正不断加速，未来十年到三十年之间中国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将不再存在。如果不将推动中国发展的驱动力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不仅仅知识经济发展不起来，未来，“制造工厂”也会从中国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更具有劳动力和土地廉价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高收入以及在全球相对高收入中获得平衡性发展。
2.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中国享有世界知名度的品牌寥寥无几。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依靠垄断资源以及国内作为全球最大市场来崛起，而不是依靠高质量的产品以及提高科技、知识、创意、品牌的含量来席卷世界。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国家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核心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工厂”和“加工厂”的角色让中国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却极为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谈论国家科技成果，中国包括“两弹一星”都是追赶型而非引领型的科技成就。未来，中国需要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
3. 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的转型。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出口最多的国家，但却并没有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多年，但就人才引进来讲却遭遇了巨大赤字。仅仅拥有强大的财力，或者只是去引进资金、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能够运用这些资金的人才。何况，资金、技术、项目、产业往往也会随着人才的流入而流入。
4. 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政府的调控、投资，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基础设施建设、轻社会软件建设，重制造业、轻知识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基建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然而，靠投资拉动经济而不是消费驱动，将来就可能面临经济产能过剩的危机。另外，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也是东亚发展模式包括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然而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势头缓慢，并且日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也是未来一个重要挑战。
5. 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中国须平衡经济发展，加强知识服务业的发展，减少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的依赖。例如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占GDP比重一般是60%至70%之间，在美国则高达82%，印度服务业在2003年占GDP比重也超过62%，后来虽有所调整，但整体占比例仍超过50%。在美国，创意产业已经占GDP的7%，超过了房地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2007年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2%，中国GDP里的支柱产业也主要是房地产等产业。当然，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低端服务业，而是大量知识服务产业包括创意产业，这也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途径。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数量超过600万，到2020年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政府部门与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活跃这些领域的主要是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中国还日益需要释放其活力。
6.高能效增长型向低碳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重视速度、规模到更加重视质量与效率。“中国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中国GDP还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但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最大的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的国家。气候变化的压力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世界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经济体。因此，中国需要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
7．从重视社会硬件建设到重视社会软件建设的转型。在过去30年，从三峡大坝到高速铁路，从奥体赛场到世博场馆，中国建设了大量地标式的基础设施。然而，在看不见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方面却严重滞后。未来，政府需要将投资方向转向教育、研发、法律、社会保障以及能够平衡中国发展的公共领域。
8.从只重视科技、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转型。国家的创新不只是由科技创新构成，仅仅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也有商业文化、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还有社会和政策的创新。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不需要担心中国，因为他们只能出口电视机和计算机产品，而不是那种可用来推进自身利益、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观念。”中国需要强大的软实力，就要加强社会创新的能力，加强政策、制度的创新的能力，也需要培养、引进人文学科领域的高端人才。
9．经济发展从“效率”到“公平”的转型。中国过去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原则上，一直偏向效率。一是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的局面，拆迁成为社会问题就是例证；二是形成了收入上的“国富民穷”， 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低端制造业造成了国家获得大量税收、企业主富裕、大多数国民劳动者却低价收入、中产阶级难以壮大的局面；三是初次分配已经分化严重，然而在二次分配调节上没有体现公平原则，例如社会福利上明显分成了城市、农村两个等级，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上实质上分成了公务员、事业单位与国企雇员、城市户籍、农村户籍四个等级的某种歧视；四是许多社会问题经济化了，例如住房问题的社会性被忽略，在中国首先是经济问题，房地产成为了支柱产业。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0．从集体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市场经济的“分配” 偏重资本和企业，而轻个人。中国需要完善公民社会，进而公民社会建设，就需要重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需要在守法前提下的强势公民，需要重视智库与NGO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
二、中国需靠人才驱动转型发展
发展知识经济与高新产业，成为全球脑力战场的主要玩家，最需要的不是土地与能源，而是大量的人才。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就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人才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才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但是，人才尤其是全球化时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却又正是中国最急缺的资源。
这一软肋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竞争当中已无数次显现。这也是人们对于中国崛起的一个担忧：中国经济能否依靠“脑力”而不仅仅是“体力”来实现“经济奇迹”？中国制造能否依靠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科技、知识、创意、品牌的含量来席卷世界，而不仅仅是把眼光放在压榨工人收入、取消新劳动法、钻法律漏洞、不重视质量、忽略环保带来的竞争优势？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国有企业是否能不仅仅依靠垄断国内资源来完成壮大？“龙的世纪”中的“中国龙”难道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苦力”？
这也是许多外国人都看不懂的情况：中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硕士世界第一，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科研经费总额名列前茅；即使本土教育实力不济，中国还输送了即将两百万的留学生，这些群体当中人才济济，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科学和工程博士来自于外国出生，而这些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当中有22%来自中国大陆，为世界第一。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竟然出现了人才危机？
这一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滞后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实际发展。纵向来说，尽管素质教育提倡多年，但当前义务教育依然是以考试、升学为导向，大学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产业化、市场化、流水化，“生产”适应就业岗位和升学需要的“产品”等，而不是培养有创意、创新能力的人才。例如中国2004年全国共博士点1900多个，2005年高校却申报增设2700个博士点，一年申报量达到已有数量1.4倍。但即使以2004年的博士点来计算，我国平均每4.2个硕士能出1个博士，美国是每10个硕士才能出1个博士。其次，中国的大学不但没有“大国大学”的国际地位，也急需提高国际竞争力。麦肯锡公司调查报告曾称：中国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国际化技能，相比之下印度达到25%；中国国每年新培养约60万名工程师，是美国9倍，然而在中国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名工程师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
另外，培养人才的能力相对滞后，本国的高端人才还大量流失。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超过美国本土伯克利分校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然而问题是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留学——找到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美国”的模式。美国《纽约时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9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以中国内地比例最高，大约91%，第二名印度只有81%，中国台湾地区是43%，因此，2008年7月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当然，还有更大量的人才通过技术、投资等形式移民到了海外。
如今的中国，在全球化中正面临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升级的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经济总量都已经非常庞大，不缺乏资金和硬件，而只缺乏人才。中国需要的人才既包括本土培养的人才，也包括出国深造的留学人才，还包括愿意到中国共谋发展的外籍人才。因此，中国已经到了遏制人才流失、主动吸引与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的阶段。
三、海归的新机遇和新使命
自清代官派“留学幼童”以来，截至2010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90.54万人，共有63.22万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到今年底（2011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将会达到225万，归国留学人员将接近80万。预计在2012年，海归都将超过百万。
“人才强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等重要计划的出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以及由此带动全国对人才培养、引进、评估、使用的热潮，正显现着党和政府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高度、魄力以及努力，这将是惠及中国百年发展的英明之举和宏伟举措，这也给海内外广大留学人员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要求。
1．应成为教科文卫领域的栋梁。教科文卫是过去海归群体最集中的领域，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经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改革开放以来，据教育部计数据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留学人才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2．应积极发挥参政议政作用。中国海归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上。目前，在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国家级智囊机构中，都活跃着大批海归。各民主党派以及一些民间团体，包括我所在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都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
3．应参与民间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改革开放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民间外交显得格外重要。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尤其是在海外通过当地民间机构的解释和争辩，往往会起到比中国官方渠道的宣传更有力的成效。现在，在国际舞台上，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在全球财富论坛上，在世界各种交往平台上，我们都能看到一批十分活跃的归国留学人员，他们熟悉东西方文化和规则，可以成为沟通中外民间和商务往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4．应带回国际化的理念、文化，发挥社会公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海归是国际文化、理念、观念传播到国内，以及中国文化、理念传播到国外的重要桥梁。另外，和谐社会的形成越来越需要公民社会的建设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在这方面，留学人员社团组织是凝聚、发挥海内外各界力量的有效载体。
5．应继续成为创业大潮中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主流。高科技产业与新经济领域是海归创业的主要阵地，他们的贡献突出体现在完善中国经济结构，推动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著名留学生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龙、百度、空中网、尚德集团、新东方，如家快捷、展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大都成为了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
6．应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化的重要推手。近年来海归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帮助，一方面是利用自己国际化的经验和优势，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帮助本土国有或者私有企业走出去；另外一方面从事投资银行、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行业，间接地帮助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海外发展，充当“推手”；第三，自己创办企业带领到海外发展，在美国高科技板块著称的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由海归创办和管理。
7．应成为跨国公司中国化的推手。中国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跨国公司本地化与本土公司国际化是个双向的过程，促进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批海归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的掌门人。差不多所有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有海归精英的参与，有的海归还成为世界500强在中国公司的CEO。他们对推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速中国和国际经济接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8．应成为中国发展知识服务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还有大量的海归精英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领域，成为中国第三产业的领跑者。他们中包括了创业型人才、职业经理人、金融财务人才、咨询人才、法律人才、经纪代理人才、IT、网络人才、传媒、出版人才、公关、广告人才、旅游、会展、教育人才等各界人士。海归人士在这些领域中的创业大量涌现，加快了中国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9．应为中国的招才纳智、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海归创办企业大多属于高新产业，许多海归回国创业还带回了先进的技术、知识专利。另外，海归创业往往选择团队形式，并且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因此在实际上也在帮助中国不断从国外引进人才。最后，海归在中国对外开放中，还带回了新的融资方式，引进了新的国际资本，创造了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10．应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低碳发展战略包括发展新能源、新产业与节能减排、提供传统产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海归应该继续利用掌握先进技术、理念，或者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优势，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技术、知识含量，为其优化升级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对于海归回国创新创业的建议
1，要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这既是海归报效祖国的机会，也是海归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例如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培养开发急需紧缺专门人才500多万人，在教育、政法等社会领域培养紧缺专门人才800多万人。许多领域中国的紧缺，正是与国际上的差距所在，也是出国深造并且归来海归施展才能的机会。
2，在海外要真正掌握扎实、先进的技能和文化知识，积累实践经验。在我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针对3百名成功海归的调查当中，其中48%是博士或博士后的学历，回国创业成功者平均在海外工作经验5年以上。例如亚信的创建者田溯宁是德州大学的生物学博士，建立SOHU的张朝阳是MIT的博士。那些出国一两年拿个学位、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就回来的海归往往要困难得多。
3，做好一定的再适应的心理准备。中国虽然充满了机遇，整体经济规模庞大，但人均收入并不高，也并不是每个海归都回去创业。许多海归回国常常犯的问题就是期望值过高。另外，即使创业，国内的市场环境、氛围与国外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正在日新月异的发生变化，要做好再调整、再适应的心理准备。
4，不要盲目地选择热门职业就业或热门行业创业。在政府部门以及体制内工作，这几乎是中国最热门的职业选择；而房地产行业等，则几乎是最赚钱的行业。但是，海归应该明确自己的优势所在。2006年底到2007年初，我曾进行了一项名海归就业的调查，结果发现海归自己创业的比例都高于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工作的比例。创业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调查当中，大部分海归都在高科技领域以及咨询、教育等知识服务领域创业，只有5%左右是在制造领域，不到1%的海归创业是在房地产领域。这也说明海归在于国内外差距较大的高新产业创业独具优势。
5，不要盲目地只选择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展，沿海城市和二线城市也有很好的发展空间。随着北京、上海等各方面成本的上升，而二线城市的产业基础逐渐完善，以及无锡、大连、苏州、杭州等二线城市日渐重视高科技产业和知识服务产业，重视引进人才，海归在体制外就业发展或者创业，二线城市可能会更具有发展空间。
6，要积极参加一些留学人员社团组织，保持海外的广泛联系。团队创业是海归创业的特点之一，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人脉也是海归的优势。海归应该保持这种优势，并积极极参加留学人员社团组织，加强海内外的广泛联系。
结语
随着中国进入新的转型时期，不仅仅是要成为经济大国，还需要成为经济强国，从“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创造中心”，并且成为同时具备强大科技创新能力与社会创新能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知识强国和人才强国，这就需要拥有国际视野与素质、掌握世界前沿技术与理念的海归，在中国转型的新时期，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做出独特的贡献。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简介：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中国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北京市政协顾问委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先后兼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出版有《当代中国海归》、《海归时代》、《人才战争》、《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等著作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