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全世界20位最重要的财政部长和20位最重要的央行行长从全球各地赶赴华盛顿，然后不出所料地空手而归。
本次G20最新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失衡”。根据G20发布的公报，会议的中心点是制定识别G20国家中哪一个存在“持久严重失衡”以及为何会存在此种失衡的程序。细致的分析任务被派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将在10月的G20财政下一次会议之前完成。
要回答这些问题，根本不需要IMF经济学家出手。任何学过一年本科经济学课程的人都能毫无困难地指出哪些国家有着最大的贸易盈余和赤字。美国是赤字冠军，过去12个月的贸易赤字超过6500亿美元。第二名根本无法望其项背。
从广义经常项目指标（包括服务贸易和净投资收益）来看，美国也是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其外部债务有将近5000亿美元。其他任何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都不会超过1000亿美元。
若我们将目光投向经常项目与GDP的比值，则美国为3.3%，亦远超绝大多数其他经济体。只有三个国家的赤字-GDP比值高于美国，但它们的赤字加起来不过700亿美元，根本入不了G20的法眼。
经常项目盈余冠军获得者也毫无意外，那就是中国，其收支余额为盈余3000亿美元。其他两个经常项目盈余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
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其GDP的比例为4%。几个产油国的相对经常项目盈余更大，绝对值的总和也超过了中国。不少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相对经常项目盈余以及绝对值之和也要高于中国。
但G20决定只关注GDP超过总量5%的国家，这就把那些小国排除在了观察范围之外。只有中国和美国（或许还有德国和日本）处于问题的中心。
指出哪些国家存在严重失衡这一问题并不难，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不过，造成失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等于其国民投资（企业设备、结构和存货）与国民储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之间的差。这并不是理论或实证上的规律，而是国民收入账户定义所隐含的结论。
美国存在巨量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在于联邦政府的入不敷出（即财政赤字）拉低了美国总体国民储蓄。对于中国、德国和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情况则正好相反。在这三个国家中，国民储蓄水平高于国内投资，这使得产出不得不用于出口，使得国内则囤积起大量外部流入的资金。
由此看来，减少贸易和经常项目失衡所需的政策动作再明显不过了。美国必须减少已达接近GDP10%的预算赤字，从而提高国民储蓄率。幸运的是，华盛顿决策者和大部分美国公众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做法的好处。随着2009年开始实施的“财政刺激”到期、削减开支政治进程的开始以及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美国将迎来储蓄率的上升。
11月，当奥巴马总统参加戛纳G20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他将毫无疑问地同意进一步削减美国预算赤字。但这只是空头承诺：和英国等议会制民主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政府首脑比起来，美国总统对立法权的控制要小得多。奥巴马所面对的局面则更为不利，其所在的民主党只能控制美国国会两院之一。前几次峰会的经验表明，美国总统在戛纳的承诺将不外乎他在国内已经实施的计划。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当然不能改变美国的行为。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最新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清楚地表明，在下一个五年中，该国将通过增加消费支出、提高政府在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支出来削减国民储蓄。换句话说，中国将在国内因素的推动下减少经常用项目盈余。
在2009年4月G20领导人同意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的伦敦峰会上，同样的国家利益驱使中国采取了刺激国内支出的手段。当时，G20非常轻易地就达成了一致，这是因为扩大需求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G20只是顺水推舟而已。但G20领导人和财长们如今却在不无自满声称他们在伦敦“做出”了多少多少成绩。
这一幕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再现——美国削减了财政赤字从而减少了经常项目赤字，而中国削减了国民储蓄从而减少了经常项目盈余。G20领导人将毫无疑问宣布自己又取得了多少成就。这大概就是他们喜欢开会的原因。
马丁·菲尔德斯坦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国民经济研究局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