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卢峰 北大经济学本科生陈彧西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佛里德曼对评级巨头曾有一段高论：“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超级霸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等评级公司，美国用炸弹推翻敌国，评级公司用下调评级方式搞垮一国。请相信我，有时真得不知道那一个霸权更有力量”。
这次标普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最高级别调低到AA+次高级别，“破坏力当量”或许还有限。不过标普在8月5日发布新闻稿中，保留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负面展望，并放话两年内美国在“减赤降债”上如不见实质改进，将会进一步调低其评级。按照佛里德曼高论，标普如此摩拳擦掌咄咄逼人，莫非真想“搞垮”美国？
佛里德曼先生当然未必同意这样推论。我们也不必苛求时评家一时惊人之语，可以被逻辑一致地用来解释十几年后全新形势。这位评论家8月6日发表题为“荣辱与共”评论，对美国经济衰落和标普调级痛心疾首，大谈美国朝野需力促改革共度难关。把评级公司夸耀为“超级霸权”的心气和兴致早已荡然无存。
隐喻不能替代事理。在隐喻失效之处，我们或许更有机会认知评级公司这个“市场怪物”的前身今世及其真实功能。
1909年约翰、穆迪出版第一本铁路投资债券评级手册创现代评级行业先河，上世纪20年代标普、惠誉相继诞生，此后评级业一直作为典型“美国式行业”演变和发展。目前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大”占有全球评级市场95%份额，前两家份额高达八成，很大程度具有双寡头市场特点。
上世纪70年代是美国评级市场转型期。投资手册复印成本降低使投资方购买评级报告付费模式面临挑战，1970年发生的“宾州中央（Penn Central）”铁路公司商业票据违约风波，意外成为推动债信评级向主要由发行方付费转变的重要契机。早先评级机构主要评估公司机构债信，随着7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主权信用评级逐步扩展。
主权信用评级虽不一定直接产生收入，但能提升评级机构在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最近欧债危机中，主权评级负面变动使对象国立马更为窘迫不堪。“国家天花板（country ceiling）”概念意味着，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客观上为公司等私营机构评级提供上限参考值。
寡头评级公司重视主权评级这个战略性新兴业务领域。1975年仅对少数几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80年代评级国增长到十几个，目前超过一百多。早年评级国通常有AAA最高信用等级，调低评级情况极为罕见。现在数以百计被评国相互等级差异增大，调级时有发生。发展中国家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都曾遭遇评级降低，美国这次也品尝到评级下调苦果。
评级巨头在过去几十年风生水起的成长过程中，也有几次重大失误并导致后来被动局面。一次是东南亚危机期间，突然大幅调低危机国主权评级，使深受危机困扰国家雪上加霜，也提供备受质疑的评级失误案例。新世纪初对安然、世通等美国大公司丑闻舞弊全然失察，东窗事发前夕还对这些公司维持高评级，使其耀眼光环再次蒙上阴影。
最大挑战来自2008年金融危机。衍生品债券是这次危机关键推手，但是直到危机爆发前，“三大”仍对大部分这类债券保留很高评级。评级巨头还被揭露同时给对债券发行方提供产品设计等咨询服务并收取手续费的利益冲突问题。危机爆发后，评级巨头在很短时期分批次大幅下调数以千计次债评级，其顺周期行事方式及市场效果令世人惊诧。
今年4月13日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发布题为“华尔街与金融危机”报告，对评级公司表现和作用提出措辞严厉批评，认为其失责渎职是危机发生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美国权威“经济展望杂志（JEP）”发表论文，也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对次债衍生品推销泛滥并孕育危机发挥关键作用。评级寡头成为众矢之的。
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主要理由是美国会最新债务上限协议规划的财政措施，低于维持中期债务稳定的需要。它还表示担忧政党恶斗会增加解决债务问题的难度。标普发难或许还有其它考量。如报复参议院报告的指责。通过单挑美国政府重塑公正独立形象，为早先失误找回一点信誉。另标普评级比较看重政治因素，美政坛消极动向可能也是其率先出手原因之一。
美国目前的财政困境，是其超级大国地位相对下降历史进程中，各种矛盾积累和加剧的综合体现。没有标普调级，这也是世人皆知。但这次调级仍引起全球范围不小反应，折射美国作为老大帝国地位还在。一家美国评级机构，能对美国政府叫板，一定程度提示美国体制的内在制衡机制和调整能力。这些对观察美国经济走势都有启示意义。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