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3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59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诺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教授。菲尔普斯曾经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并于1982年获聘为麦维克（McVickar）政治经济学教授。菲尔普斯教授于2001年创建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现供职于哥伦比亚地球研究所，同时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2000年，他荣获美国经济协会杰出会员称号，2010年担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院长。2015年10月31日获得全球金融启蒙杰出贡献奖。
记者：感谢您接受采访。祝贺您刚刚获得全球金融启蒙终生成就奖。您在30岁时曾见证了美国创新的活力，而80岁时又见证了中国创新的活力。首先，请您谈谈对中国当前创新形势的看法？
埃德蒙•菲尔普斯：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而国家的繁荣则源自民众普遍参与的创新。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秋季在达沃斯论坛演讲中谈到，要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态势，并以此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创业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富回报的信心。我确信，中国将很快开启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应当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中国完成这一进程。
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处于类似阶段。在英国，由于促成了生产力的起飞，曾开启了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在生产率与工作回报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大多数创新其实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业观念。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快自主创新。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经济活力的必要手段。中国要保持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即使一些西方国家确实能够恢复高度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它们的创新活力和相应的非物质繁荣也不会促使中国出现相应程度的非物质繁荣。中国的非物质繁荣需要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创新的过程中来，我把它称为“草根创新”。
很重要的一点是，创新有赖于价值观的引领。更密集更普遍的创新是中国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其意义在于创造投资与创业机会，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发新的商业领域。如果中国能够不断地有创新出现，那么就可以平衡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可以提高人均收入，特别是提高生产力，这也是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法。
同时，大众创新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宝贵的人文主义财富。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是对事业投入、迎接挑战、自我价值实现和个人成长。我认为这是一个看待国家繁荣的新视角。获得收入可以带来个人的兴盛，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或削弱，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
记者：您谈到，19世纪英国、美国及西欧的大繁荣,带来这些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工资大幅提高、市场就业岗位大量增加，以及工作满意度普遍提升，请您谈谈是什么促成了这次大繁荣？
埃德蒙•菲尔普斯：我一直认为，西方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核心矛盾推动的，就是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或保守价值观之间的斗争。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到启蒙时代，再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漫长文化演变史中，产生了各种新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激发了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崛起，在18世纪培育了现代民主制度，19世纪又催生了现代经济，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一文化演变也把现代社会带到了欧洲大陆，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发明是这种兴盛活动的一部分，并成为同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进入20世纪后，兴盛的范围逐渐缩小，增长相应减速。
正如保罗•约翰逊在《现代的诞生》中所说,现代性是18世纪80年代产生的——但现代社会基本成型的时间是在1815～1830年。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很少开展能够拓展其经济知识的活动,原因并不是他们缺乏想象力，而在于他们缺乏为社会提供新产品、新工艺的能力。即使在1500～1800年的巅峰时期，商业经济所取得的经济知识的增长也少得令人吃惊。但随着对现代制度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普遍感受到新制度正在展示更多的可能性。
英国人均产出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开始持续提高，美国的工资水平则在10年后开始起飞，法国和德国紧随其后。随着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经济的起飞，其他西欧国家就像尾随巨鲸的鱼群一样，借助领航者的水流快速前进。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经济知识的增加才足以支撑这些国家整体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起主导作用的是才智，而不可能是科学技术。19世纪这些国家的爆发式增长，真正的原因是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只要这种经济机制能够维持有效运转，就可以长期促进自主创新。其间，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大量涌现，数量上最终超过了商人。女性的解放以及奴隶制的最终废除，进一步扩大了兴盛的群体范围。一向以孤独和重复为特征的传统工作被互动、新奇、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现代工作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工艺和产品的改进中并进行新的构思，越来越多的工作体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零售业到纺织业，甚至到流行音乐产业。现代社会充满了亚当•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种“勇武精神”，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积极迎接挑战，经济活力的火花点亮了现代生活。1870年西欧人均产出比1820年提高了63%，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这两个时期英国人的产出分别提高87%和65%，美国提高95%和117%。从起飞阶段到1913年的累计增幅使美国和英国的人均产出分别增长到原来的3倍和4倍。
保持经济的现代性所需的支持不仅仅是对合法权利的肯定和执行，也不仅仅是各种商业和金融制度。经济活力并不否认科技进步，但并不把繁荣与科技直接挂钩。态度和追求才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它主要是指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这种文化促进了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这种本土创新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英美两国的活力在创新活动的喷涌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无遗。然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今天的英美两国呈现的创新性和工作满意度已远不能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水平相比。
记者：您呼吁人们不要放弃激发现代社会普遍繁荣的现代价值观，要重树失去的精神。那么，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现代价值观的话，是否就意味着创新之路就会变缓或者停滞呢？在对创新驱动力的不断认识中，其理论发展经历了怎样的演化？
埃德蒙•菲尔普斯：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这些领跑国家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创新活力，即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称之为“现代经济”，其他国家通过紧跟这些现代经济的发展而获益。商业经济被改造为现代经济。创新不是精英的专利，大众也能创新。英美生产力腾飞的年代，人们很开心、专心地工作，非常满足。这并不是因为科技进步，当时并没有太多新的科学发现，取而代之的是商业领域不断涌现的创新。这是一种经济和商业上的创新。
当一个经济体从现代化阶段倒退时，社会中的创意流就会枯竭。不管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走向现代还是走向传统，其工作生活的结构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人和欧洲人已不再熟悉“大众的繁荣”的感觉。一个世纪前有过辉煌社会的国家，如“咆哮的20年代”的法国，或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美国，都已经丢失了广泛的繁荣的鲜活记忆。
那些不理解繁荣来自何方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严重打击它们的创新活力。很少有人意识到现代生活及其带来的繁荣是多么可贵，对现代经济的理解必须从现代观念开始。我曾经对占主导地位的错误有害的创新理论做过梳理。许多学者曾暗示，他们从普遍接受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时经历了漫长的挣扎。我自己也必须越过模糊不清的描述和不切实际的理论形成的丛林，才能深入探讨现代经济及其创造性和价值观。熊彼特的经典理论认为创新是由外在因素所激发的，新熊彼特主义则认为鼓励科研可以促进创新，这两种观点都预先假定现代社会可以离开现代经济体而运转。亚当•斯密则认为，人们的幸福只来自消费和休闲，因此所有的职业活动都是为此目的服务，而非追求工作本身的体验。凯恩斯的新古典福利主义认为，失败和波动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缺陷，因为导致波动的挑战和冒险对人们来说没有意义。其后出现并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学派则认为，商业活动只是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控制，与人们的抱负、未知、探索和远见无关。还有极端乐天派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构成问题，因为社会演化会产生最需要的制度，每个国家都有最适合自己的文化。很明显，过去产生的这些观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记者：请您谈谈创新、活力与增长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创新的活力，一个大的经济体怎样才能够保持持续足够的创新活力？
埃德蒙•菲尔普斯：现代经济的基础就是创新体制的有效运转。创新依赖于整个系统，因为我们所说的创新是指新工艺或者新产品在成为新的生产实践，因此，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开端，要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还需要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来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投资以及推广。依靠对各自产业和职业的深入参与和长期观察，很多人都会产生新的商业创意。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需要不同的投资主体参与，如天使投资人、超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对冲基金等，这个过程还需要不同的生产商的参与。一个国家必须有自主的开发和应用工作，当然，也可以引进在本国市场具有良好前景的产品，但这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创新与模仿存在本质区别。
要衡量某个经济体的活力，我们必须深入分析经济中哪些结构因素可能明显激发或者制约活力的迸发。这是创新背后的深层次动力，包括制度的设计、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政策，也就是创新的意愿与能力。活力决定着创新的规模，其他因素如市场环境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当然，社会可能会出现新的短缺期与爆发期，因此在创新活力水平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的创新节奏也可能表现出明显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出现了少量创新，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财富与收入的比例恢复到过去的水平，创新浪潮也随之消退。
一个国家的增长率并非衡量创新活力的有效指标，全球经济受到一个或者多个经济体的驱动，这使得某些活力不足的经济体也可能保持着高速增长。活力不足的国家能保持这样高的增速，部分原因是因为与高活力经济体展开贸易，但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有高度的灵活性来模仿现代经济体应用的原创产品。瑞典就是典型的例子，1890～1913年瑞典生产力增速居世界第一，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甚至出现了很大的公司。可瑞典并没有美国或德国那样高水平的活力，所以在1922年至今的几十年里，瑞典再也没有一家公司进入全球股票市场前十位。日本1950～1990年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案例，日本并未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遇引进和模仿了其他现代经济体已有数十年积淀的经验。中国在1978年以后实现的创纪录增长则是最新的案例。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出现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探索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活力，因为不做到这一点，高速增长将很难持续下去。
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现代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发展的推动力就是这种体系--由经济文化与经济制度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而非传统理论所说的科技杰出人物，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
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后来这些国家在20世纪失去了一大部分经济活力，原因并非现代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如容易导致经济波动等。在欧洲，其原因在于传统价值观复苏，现代价值观受到打击，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名为社团主义的实则类似中世纪式的制度和政策所代替。
记者:一般来讲，创新创业的成功率都是较低的，您认为怎样才能够提高中国创新创业的成功率呢？
埃德蒙•菲尔普斯：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开灯或关灯的问题，没有人能够保证其一定成功，甚至90%的创新都可能是失败的。但如果连想法都没有，那一定无法产生价值与生产力。对于中国来讲，创新要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特别是要引导金融支持创新发展，例如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参与到创新中来。还要继续扩展国际合作，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比如,“一带一路”就是一项非常好的战略，它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入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刺激了参与者思考哪些方面可以创新。还有，中国在鼓励并购方面也有很多创新，还专门建有并购博物馆，我想带着我的学生们去参观。
历史上，激发创造力和远见、推动知识和创新增长的体制主要产生在私营部门而非公共部门。中国可以大幅度调整银行融资安排，向私营企业提供更多资本，使大量资金能够基于纯粹的商业和利润基础来进行借贷，这样就能够极大地推动创新。当然，金融业也要有商业头脑和经验，要有选出具有成功潜能的企业的慧眼。私营企业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因为很多企业的CEO已经成功创建了公司，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和谋略。私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是技术本身的复杂度，而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挑战则在于商业判断力和洞察力。
中国人很重视知识的作用，很多中国学生学习很投入，但创新需要长时间的孤独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找到一些原创的洞察力、非传统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多少人愿意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总之，创新需要冒险和忍受孤独。光有创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就能做到创新。创新是极难的，既需要新产品的想法，也需要洞察或预见用户的喜好，而这要靠经验得来，所以你无法期望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一蹴而就实现创新，当然也会有例外。
广泛的教育对创新有一定帮助，但不等于创新。所以，对于怎样才能推动创新，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看看价值观里有哪些内容阻碍了创新。或许，应当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母亲鼓励孩子去私营部门冒险，去掌握自己的人生。当然，一定要非常小心地用好创新创业的钱，这些钱来之不易。同时，企业家很多时候不得不任人唯亲，这样也会影响创新。
记者:经过上述诸多经济体创新实践和观念演变的分析，您认为中国的创新应当汲取英国、美国以及西欧的哪些经验或教训？
埃德蒙•菲尔普斯：中国的确可以慎重考虑和借鉴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如何在19世纪焕发出巨大活力，又如何在后来失去大部分活力。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创新国家了，尤其是沿海地区。毫无疑问，创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力引擎，必定会推动经济的前行。为了开展创新，一个国家必须做开发和研究工作。如果说，西方能够重回1820年开始的那种全盛的创新局面，那么，中国以及很多国家都可以分享到这种繁荣。然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与此同时，生产力在中国大幅提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创新：一种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能够找到独特的机会，抓住时代的潮流；二是商业人士的自主创新，全球经济出现了许多新形式、新业态，要把商业人士鼓动起来，让他们发挥想象力，设计新产品，发掘新方法，实现新创意。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人类福祉不仅仅涉及消费和娱乐，还有一个组成部分是“繁荣”，包括物质繁荣和非物质繁荣。物质繁荣表现在，一个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或者他有很好的技能、高薪的工作，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繁荣的生活。非物质繁荣主要是指那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挑战的工作的繁荣，这些工作需要我们发挥创新精神，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
全球的经济学家都在密切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消费和服务方面有很多特色，同时中国也非常注重创新，比如说中国也在寻找商机，创造一些商业机会；再比如中国把农村缺乏生产力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让这些劳动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价值。如果中国想进一步维持高就业以及高生产率的发展态势，就需要设计出一种新常态下的创新模式。
原标题：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教授——从商业经济到现代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