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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战略何以可能?

实施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得从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制度改革入手,从各行各业每个具体环节的制度安排入手,形成及造就相应的环境、条件与制度。不然任何大跃进与超越都是不可行的。有了这样的激励创新的条件、环境及制度,才可能让每一个人的创新火花爆发出来,并由此引发出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产品创新等滚滚创新大潮。

新华社周一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总体思路是强调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樊篱,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简言之,《意见》要求从市场机制、金融创新、法律及教育等方面来确立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以此推进我国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从古至今,任何创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企业发展的动力或引擎,如蒸汽机、电灯、飞机、计算机网络、智能手机等,每一次产品的创新或技术的重大革命,都会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革命,这些革命都会引发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而这些变革是全面推进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

不过,创新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是一个曲折过程。创新,并不只是个创意的概念,也不仅是一种新仪器的发明或一个新市场的开发,而是所有这些事物以一种整合方式共同行为的过程。创新既有重大理论上的突破,也总伴随着技术革命及商业开发,并由此而形成一场经济、社会、人的观念意识与行为方式的重大革命。而这些都需要用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如果没有创新驱动的制度基础,要达到中国创新上的重大革命是不可能的。

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何以可能?

创新,并非一个战略规划、一项政策、一个指导意见,或某些资源的大量投入就能一蹴而就,而得从价值观的形成、创新观念的培育、教育科技制度改革入手,仅靠经济层面及技术层面,是无法建立起中国的创新驱动体系的。比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国家对自然科学投入不可说不多。在这阶段中,国家对自然科学的投入都是优先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哪一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大项目规划,政府对自然科学的投入更是无可复加,但是国家这些投入的结果又如何呢?国外的科学与技术引进了不少,对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也功不可没,但我们所做的大多还是模仿,原创性的成果则屈指可数,重大的创新更是凤毛麟角。我国的经济规模、实力及人口数量均位居世界最前列,可是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等在世界上都排在20名外,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完全不对称。最根本之原因,在于我国创新的基础制度有大毛病。

别看国内各种层级的评奖一个又一个,科学大奖也蔚为可观,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内不少科学技术成果就是不为世界同行所认可,就是不能出现世界级的创新性的思想、产品及技术。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少中国人一到国外,个个都生龙活虎,不少做出了重大原创性成果。不说别的,华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者就不乏其人。所以,说当下中国人创新能力差,根子并不在于其资质、投入等技术性原因,这只是表层,最大的问题在于创新的价值观、教育体制及相关机制的不足。老实说,如果我们依然还停留在就创新而创新的水平上,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的,进入创新型国家更将遥遥无期。

且看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素质教育喊了多年了,可现实不仅还在继续完全的应试教育,学生评级标准完全以分数为准,而且学生培养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就业。在如此短视的教育体制下,学生分数决定了他的未来发展前途,学生的创新能力非但得不到发挥,反而会受到来自各面的抑制。还有,既然学生进入大学只是为就业,那在选择专业时,就一定会朝眼前挣钱多的领域钻,一定会把专业及课程学习当作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什么有实用价值就学什么。这种导向不仅造成人力资源培养的严重浪费,更使得学生全然丧失了创新观念。须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科技创新,必定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都不是实用与可预期的。当培养出来的人早已磨平了棱角,失去创新能力时,还怎么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研机构也同样如此,事实证明,当前的这套科研管理体制根本就无法让每个研究人员静下心来做基础性研究,去探索新的领域,而是在官本位下,整日忙着争夺资源与经费,科研上的各种资源就在这种争夺中消耗掉。此外,我们的研究更强调成果转化及技术转让,总认为这样才能让新技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却不想想,假如大学及相关机构基础研究能力差,本来就没有可转化的东西,这种成果的转化从何而来?创新又从何而来?

因此,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先得从教育体制改革、创新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变入手,从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入手。

还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要在国家集中财力优势的条件下才有跨越式发展?我以为这种提法很值得商榷。这还是计划经济下的赶超思维。事实上,创新完全取决于个人自由想象,绝不是靠行政手段用资源与金钱堆积起来就能实现的。有些新产品看上去很风光,但由于创新含量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作用其实十分有限。所以,《意见》特别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市场机制不仅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来保证,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基础保证创新驱动。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劳动密集优势不改变,如果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不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如果中国的制度安排没有个人自主创新的条件与土壤,而试图以国家集中财力的方式来大跃进与超越,那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也是不可行的。所以,当前中国要实现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战略,除了从基础性环节入手,还须从提倡思想自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入手,为自主创新创造条件与环境。这些才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

总之,实施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得从一些基础性的、重大的制度改革入手,从各行各业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的制度安排入手,形成及造就相应的环境、条件与制度。不然,任何大跃进与超越都是不可行的。有了这样的激励创新的条件、环境及制度,才可能让每一个人的创新火花爆发出来,并由此引发出中国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产品创新等滚滚创新大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邮箱:shengxch@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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