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风气，大凡政策出台，尤其是经济国策，向来讲究“事因人显”，即舆论热衷给一些政策冠上执政者的名号，如“胡温新政”、“温家宝4万亿”、“朱镕基改革”以及十八大后的“克强指数”、“李克强经济学”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一项政策博得眼球。但是在日前，同样是一个中国经济的新热词，却打破了这个“规矩”，没有执政者的名称却在大陆政经学三界热议，即“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12月21日落下帷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热词。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11月10 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后，这个词语迅速成为热词。各种解读、研判俨然成为经济领域形形色色论坛、会议的主题，专家、学者见诸报端、新媒体的评论文章应接不暇。此种热议之势，近几年来，恐怕只有2013年“新常态”刚提出时可比拟。
但与“新常态”不同的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各种见解更加让人眼花缭乱，其中就有不少专家提出质疑。比如，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鲜明指出，不要用里根经济学混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坊间也有“供给侧改革不应被误读为供给学派”的说法。但被认为是中国新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的万博研究院院长滕泰不但出席了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座谈会，而且表示另外的忧虑——不能炒概念，不能把这个搞成新计划经济，也不能把需求和改革对立起来。
恐怕也是为了担心由于官方提出“供给侧改革”后的误读抑或矫枉过正，12月2日李克强总理再次在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上强调 “供需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虽然由此可见，在此番中央政府经济工作思路调整中，至少将供给侧提高到了与需求侧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是简单的偏废。但对供给侧改革一方面众说纷纭，一方面又认识不足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匡正，乃至存在许多错讹之处。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在经济领域全面重启理性改革的重大宣言。加之习近平给出的明确态度: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这一“顶层设计”，中国已经迎来了经济指导思想的革命性变化。
宣告“西方经济学破产论”的破产
上世纪90年代，作为抵制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何新甚至把现代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说得一文不值，这类言论自然无须多提。2005年，一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引发轩然大波，但他仍然坚持说，“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参考、借鉴，而不能居于指导和主流地位。当然，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凡是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吸收过来”。所谓，“马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内关于西方经济学破产论的声音更加尘嚣日上。即使是今天，仍然时常看到有人罔顾美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经济强劲复苏的现实，对现代经济学扣以意识形态帽子大加鞭挞。
以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的《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一文比较典型，文中基本结论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反映的是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作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才能取得成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世界观，由此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显然，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又怎么可能对中国经济作出正确解释呢？”
文中对西方经济学和改革历程的无知抑或误解自不待言——比如，作者所推崇的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就是所谓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绝大部分经济学的思想史著述都将其包含在内；又如，西方经济学对公有制、政府调节、劳动主权并非全盘否定，甚至有相应的理论乃至学派；再如，对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会发现现代经济学追求的许多内容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一致。最恶劣的是，此类言辞将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对立起来，加之文革式的语言和危言耸听。这种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学风曾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求是理论网上刊登的题为《论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的吴敬琏专访中就回顾了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性贡献，“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并且，“这一轮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的:学习经济学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你只要掌握两件事，一个叫供给，一个叫需求。供给侧改革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基础和措施、方法完全来源于现代经济学，而且相关的理论将会继续引导这场改革，带来历史性的变革。中央政府“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宣告了西方经济学破产论的彻底失败。无容置疑，当下新一轮明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改革当然仍然要大量吸收、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尤其是在全球多数国家经实践检验普遍行之有效的现代经济学理念、工具。
将终结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思维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首先是重新定位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是对过去十多年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用，并冠以宏观调控的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反思和战略调整。从这一角度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结构性改革的整体脉络。
与前文张宇教授所述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其实包含大量的关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和理论，比较著名的有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瑞典学派等，而且政府干预不但是宏观经济学的主流，也是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源头——凯恩斯正是信奉货币和财政工具能改变和提升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才“发明”了宏观经济学。
尤其是在直接干预经济的指令性经济时代终结后，以凯恩斯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宏观调控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大到四万亿经济刺激，小到房地产限购，皆属此列。“江朱”时代结束后，在国进民退、改革停滞的同时，宏观调控不但空前加强，而且罔顾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的巨大差异，以“一刀切”的方式高歌猛进，成为目前诸多结构性问题的根源。虽然“反周期”的调控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越调越高的房价，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要素价格扭曲、经济结构失衡等顽疾成为当前改革需要面对的突出问题，也是下一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凯恩斯经济学对政府干预的假设前提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在过去十多年，与供给侧管理相对应的需求侧管理大行其道。或以促进增长、拉动经济为由，或下狠手防止经济过热，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演越烈。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凯恩斯经济学，但也有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思维作祟。由于这种干预夹杂着各种利益，不但计划经济时代的“软预算约束”、“重复建设”病症又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许多中小企业也在多变的宏观政策中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出现了铁本事件、吴英案这样的引起社会强烈争议的悲剧。
正如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所述，创造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供给经济学认为，需求不足从来不是经济扰动的根源，只有在各产品比例失调时，经济扰动才会出现。这对当前国内产业失衡、金融错配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极具解释力。萨伊也否认“过度生产”或“过剩”，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经济将再度增长。
与从需求端出发的宏观调控思维不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将侧重于以市场化方式来释放生产力。所以，按照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即使是政府干预，其定位与方向也大为不同。鼓励创新创业仍然是为了增强市场活力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令人期待的土地改革、户籍改革以及要素市场改革也都是分权让利、增进效率的市场化思路。在“新常态”的经济形势下，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将会从增强企业的信心和活力出发，侧重有利于更加稳定的预期管理，而不是近年从“四万亿”迅速到“钱荒”这种大起大落的政策急剧切换。
在放弃宏观调控思维的同时，放松经济管制与改变政府职能也就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必然，比如，2015年取消和下方行政审批事项就达200项以上。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虽然厉以宁、吴敬琏两位经济学泰斗近期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差异很大，但在认为它会推动“减政放权”的态度上却完全一致。又如，全面放宽“二胎”，就是通过放松干预和管制来增加人口的供给侧改革实例。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时期，虽然这一重大变化将使占统领地位的宏观调控思维退出历史舞台，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将受到严格控制，宏观调控以精准实施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主，只有经济全面过热才会适度加码——当然，现阶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
将缓解成本运行过高引发的经济社会危机
谈到供给侧改革，李克强总理提及最多的是结构性减税和创业创新。这与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基本一致，其核心是解决企业成本过高乃至整个社会制度成本过高的问题，注重鼓励人们储蓄和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刺激企业提供更新的、更有效的产品和服务。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所述，当前中国经济的病根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供给侧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而排在化解过剩产能之后的第二个歼灭战就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供给侧改革就曾顶着重重压力解决了紧缩和滞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是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给美国带来了历史性难题。里根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困境，也为克林顿开创的美国二战后最辉煌的时期铺平了道路，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迎来以互联网革命为标志的创新浪潮的制度之源。而里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重要措施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减税。根据诺奖得主卢卡斯的1990年的测算，里根政府在80年代的减税等同于降低10个百分比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改进的两倍，消除整个美国战后经济波动的20倍，或是消除美国所有产品市场垄断行为的10倍。
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美国在供给侧方面的政策调整，又一次帮助其走出经济困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重振制造业成为美国一句响亮的口号，而美国制造业振兴战略几乎完全是典型的供给端的调整。大规模减税和发展创新型经济最终使“美国制造”重新崛起。根据全球知名管理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数据，当前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仅仅比美国低了5%，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还会低于中国3%-5%。美国已经重新获得了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在保持其4.4万美元人均年收入（约为中国7倍）的情况下获得的。
而反观中国，2014年我国的宏观税负约为37%，已经进入高税负国家行列，重复征税的情况也很常见，企业成本过高、税负过高不仅是宏观问题，更是微观问题。毫不客气的说，这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的一个本质原因。中国连续多年的财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过高的税收使企业不堪重负，不但影响全社会的创业动力，更会严重扭曲企业的行为，不但偷税逃税盛行，还会造成道德败坏等社会问题：一是诱发企业为保持超额利润以官商勾结等手段追求垄断、特权地位，官商勾结和腐败成风，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二是可能会刺激企业制假贩假等违法方式压低成本，比如中国制奶业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集体沦陷就是典型案例；三是当前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都与企业将其成本转嫁社会不无关系。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新一届中央政府在扭转世风、高压反腐、重手治污上已取得初步效果，但根本上还需要解决社会整体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减税将会使相应的经济社会危机大为缓解。今年国家减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力度已经很大，2015年减税规模预计可以达到4000亿元到5000亿元。未来更大规模的减税以及显著的经济、社会基本面变化值得期待。
从目前各种对“供给侧改革”的解读来看，笔者认为人们普遍低估了它的意义，因为这是自90年代中期启动的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后最具理性和理论准备的“顶层设计”。相比之下，胡温时期所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方针，由于过于宏大且缺乏理论基础和约束机制而不免流于形式；同时，“维稳”等短期行为、单向思维的政策，却因为“一票否决”的硬性考核指标大大削弱了社会弹性从而激化矛盾，并形成“捂盖子”的风气。
相比之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理论前提是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蒙代尔分别关于政策手段和工具的“不可能定理”：用两个政策手段或工具以谋求三个或三个以上政策目标的同时最优化，一般是不可能实现全部目标的。必须将每种工具都分配给对它来说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个变量。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所在，也就是在增加政策目标的执行力的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弹性，而不是要么让政策在基层无所适从成为一纸空文，要么就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这两种极端的政策结果形成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解。
原载于《多维CN》，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