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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杜润生后中国缺乏这样的改革家

经历过中国文革岁月、改革开放以及当下“三期叠加”阶段的文贯中,今年刚好七十岁。即便常年远在国外,但他的视野与所思依然还是这片中华大地。

改革何去何从?是今天政治家、社会学者以及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话题。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割裂与所谓的社会溃败,似乎在持续拉大,另一头是人们对改革的期待也不断加强。

去年许多改革家去世,前海传媒相继做过多篇报道,无论是“要吃米”的万里,还是改革开放的探索者袁庚,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是,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著名经济学家杜润生。

作为杜润生的朋友,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文贯中在上一篇接受前海传媒采访时重点谈到了中国土地市场制度的问题所在,而那篇《中国土地制度是结构性扭曲的关键   改革方向必须私有化》也引起外界诸多关注。

整体上,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改革前景,尤其是杜润生们离开后,学界似乎有一种改革难推且缺乏“杜老”这样的错觉,带着这些问题,不妨听听文贯中的独到见解。




 

前海传媒:国内把改革难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许多学者也提出不同的解决路径,您觉得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从改革开放经验或者国外,是否有今天值得借鉴的?前几年国内还讨论"顶层设计",现在说的少了,关于顶层设计,您如何看?

文贯中:目前来看,涉及的改革项目十分庞杂,但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当务之急。有了这种资源配置机制,就有了本源性的信息,使我们获得能够决定一切价格的价格-要素价格。

尽快获得这些本源性的价格意义重大。本源性的价格错了,一切产品的价格必定都错了。除了要素价格是本源性的,还有一个价格虽然不是本源性的,但也极为重要。这就是汇率。

汇率错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必定全是错的。为了获得真实的汇率,记得朱镕基当年思想十分解放,大胆开放黑市外汇市场,并用黑市汇率作为官方汇率的近似。这是十分智慧的。先要允许外汇的民间交易,尽管在法律上当时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但这是唯一的途径获得均衡汇率。

对我来说,土地市场的发育特别重要,因为土地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间接地说,也是很多资产的基础。土地价格错了,资源配置不可能有效。

地权得不到保障,则一切经济活动都成了空中楼阁。为了纠正现有地价和房价的严重泡沫,为了取得某块农田是否有转为城市用地的必要性的正确判断,为了各类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的比例不会过于扭曲,为了使征收房产税有合理的基础,为了在补偿失地农民时有公正的基础,以及为了使企业投资时对土地成本有正确的估计,都需要尽快获得土地的价格。

既然在18届3中的《决定》中已经对要素市场的作用达成极其重要的共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顶层设计,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的阻力首先来自以姓社姓资为特征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其次,来自一些涉地政府部门不肯减少自己对土地的管辖权,最后,来自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这些都需要顶层设计。

在顶层设计中,要允许农民有从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中自由退出的权利,以便使民间自发的市场化力量得到释放。顶层设计加民间的自发动力,才能使中国走出土地市场无从发育的怪圈。

前海传媒:去年您纪念杜润生先生的文章中谈到,要完成其未竟之愿,今天,您觉得在官方学者中,是否还能诞生出杜老这样的改革家?或者说今天这个时代,大家都觉得改革动力匮乏,远不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怎样重拾起来?

文贯中:我在那一篇文章中提到,包产到户的原动力其实来自农民。杜老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基于他对农民的深切同情,杜老以自己的智慧,使看似大逆不道,公然抛弃人民公社的首创精神,用党内能够接受的语言予以制度化和合法化。这种庙堂和江湖的罕见的结合,也有当时的特殊条件的配合。

文革带来的严重后遗症,特别是食品的普遍匮乏,已凸显在每个人的眼前。农民劳累一年,常常连起码的温饱都不可得,已是公开的秘密。下乡回来的五七干校干部,以及几千万知青,都对人民公社没有任何幻想。而大包干的奇迹般的成功,也使仍在犹豫不决的某些党内高层领导失去任何遁词。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当时处于重大危机之中,促成了废弃人民公社制度的果断决定。

可惜现在很难再会有这样的人挺身而出,愿意冒种种风险,力挽狂澜。但是,只要中国在土地市场的发育上继续因循守旧,各种矛盾会日益尖锐化。我之前提到,房市的价格会越来越偏离人均收入而进一步泡沫化,城乡收入差会继续居高不下,农民工以及广大的农村人口继续难以为城市化所吸收而化为中国社会未来的隐患,内需会继续不振,经济结构的扭曲因缺乏本源性的价格信号而难以纠正。

如此下去,中国社会拉美化的前景已日益浮现于每个人的眼前。也许有人侥幸认为,在保持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允许民间拥有任何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能够发育出真正的土地市场。但在我看来,这既是无知的变现,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我在《吾民无地》一书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要重拾改革动力,就要像杜老那样,以敏锐的眼光去观察农民自己是如何在人民公社之外寻找一条活路,或者像朱镕基那样有勇气允许黑市外汇市场运作,并从那里取来关于均衡汇率的信息。

今天,我们也要去观察农民工是如何自费进到城里来的,是如何自发寻找工作的?本地郊区的农民是如何基于自利的考虑,帮助他们解决住宿的?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自发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来解决他们的子女的教育问题的?江湖郎中又是如何到城中村里开设诊所,解决他们的就医问题的?为什么鬼城中基础设施这么好,却没有人气,更没有来之各界人士提供的各种商机,而城中村中却人丁兴旺,商机无限,各类服务不请自来,为农民工创造了意想不到的就业机会?既然要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就要重视来自市场的各种信号。不要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在没有市场信息的情况下,凭空规划出更多的空城和鬼城来。这样做,虽然短期内增加了GDP,对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又有什么意义呢?

前海传媒:从全球化的角度,能否在资本账户开放等方面来倒逼中国改革?但从国内几个试验的自贸区来看,效果好像并不明显。

文贯中:全球化的总趋势是挡不住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增益实在太大。中国仅仅开放了三十多年,就已经尝到巨大的好处。

全球化带来的效率和福利的增益基于两点。第一,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大大提高了效率;第二,提供了以全球的规模去穷尽规模报酬递增的历史机会。中国再大,也不可能有整个世界大。所以,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决不应该重新关起门来。

但是,真正能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都是些练好了内功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已经有高度完善而灵敏的要素市场的国家,才能有无穷的活力应对世界的各种风云变幻。只要中国没有发育出完善的要素市场,中国的内功就算没有练成,只能不断捡别人主动放弃的产业,自然不是长久之计。

我觉得利用外力倒逼中国改革,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日本明治维新,主要依靠内力发动改革。上文提到的《决定》,对改革的方向和焦点已有共识,还是要积极推动要素市场的尽快建立。

现在,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速度已经很不耐烦,因而在推自由度更高的TPP。这对中国来说,提供了新的外力。不过,改革的先后次序很重要。我倒觉得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推迟,因为目前土地市场发育程度低下,引起经济结构严重的扭曲,资产价格的严重泡沫。在土地市场的扭曲没有化解之前,资本账户的过早开放,会引起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异动,触发资金的大量外流。

前海传媒:目前来看,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大吗?换言之,当下在政治与经济合二为一之际,政治改革是否是经济层面的最大障碍?

文贯中:只要不进一步围绕要素市场的建立尽快推进改革,中国仍然不会因要素配置的效力提高而获得内在的经济活力,也不可能实现要素的充分就业,特别是农村土地和农村劳力的充分就业。

因而,要素的利用效率会继续低下,要素的价值会继续低于其潜在的价值,因而经济会继续无法实现其潜在的增长率。而且,城市继续会对农村的劳动和土地廉价剥夺,城乡收入差会继续居高不下。这就很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即使利用政府的投资和货币放水,使名义人均收入勉强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其城乡收入的格局仍然会使中国更像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拉美国家,而不像一个城乡一体化,收入分配格局比较平均的典型的东亚经济体。这对于一个自称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但是,要尽快加速要素市场的建立,就要取消户籍限制,以及让农民重获从强制性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退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做,就必须解决意识形态的强大阻力,才能克服现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所设的层层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阻力和障碍,必要的政治改革是不可少的,这已超出我的专业范围,但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很多专家都得出这一结论。

我自己的认识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虽然高于其他配置机制,但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自动达到比较平均的理想状态。

如果不及时引进民主机制,就无法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广大民众,特别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历史证明,在拉美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局面形成以后,再要改变,就难上加难,变成左右两派不断纷争和动荡的局面。这是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的。中国应该放下架子,虚心学习东亚模式。为何人家能够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值得国人,特别是高层领导深思。这种模式,而不是没有农村社会,没有社会转型,不用考虑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一开始就已高度城市化的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来说,才更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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