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至4日，由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承办、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协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武汉召开。
开幕式上，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作了题为《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的重大意义》的主旨演讲。
上午好！非常感谢中国经济学年会以及我的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邀请我作这个发言。我非常喜欢今天上午的几个学术报告，说句老实话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风气不太好，学术走极端，思想谈不上。今天主题演讲所请来的学者非常好，张俊森教授是当今华人经济学家中做应用微观经济学研究做得最好的经济学之一。他刚才讲了婚配市场的应用经济，把这个问题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讲出来了，讲的内容也非常重要。黄季焜教授是国内搞农业经济研究最好的学者之一，讲的是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点。他们的报告都非常具有学术性。
我本来有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国经济及其改革何去何从，二是我马上要去参加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发言，钱颖一、许成钢教授是获奖者，我准备讲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个题目更学术性一些，所以我今天就讲这个题目。主要讲四个方面的内容。我讲的内容也跟我最近两三个月出版的两本书非常有关。一个就是《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就包括对机制设计理论及其拓展的讨论，包括市场设计理论，比如说拍卖、匹配，这些是微观经济学里最前沿的领域，非常有实际应用价值，因为要解决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提供公共服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这个书已经出来了，下午有一个发布会我要举行现场签售。我这本书得到了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授的推荐。另外，我也出了《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的第二版，通过用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思想，来严谨地分析中国改革。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展开去讲，但是总的一条是机制设计理论对中国改革、发展和治理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一，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议题和贡献是什么？
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是我们高校的老师和研究生，今后可能是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是高层次的创新型经济人才。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十年当中的五年，就有九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研究经济机制设计及其应用的。从这点可以看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机制设计理论是如何评价的呢？他们在颁奖词中认为，机制设计理论是同时代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的核心所在，通过个人激励和私人信息，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我们对机制设计包括最优机制设计的理解，使得我们对什么是好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区分，帮助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交易机制、规则框架和投票程序。
为什么把机制设计理论提到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大家都是学经济学的，知道有一个最重要的假设，我认为也是最大的客观现实，这就是个体的自利性，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是国家层面，企业、单位、事业、个人，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这是经济学里面一个核心的假设，如果只有这样一个假设，我觉得问题不太严重，甚至计划经济也可能搞得好。但问题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客观现实，可能要到博士一年级才能被讨论到的，就是“信息不对称”。比如说，你说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词——“装”，“装”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或现象。也就是伪装，你两只眼睛盯着我看，我也不知道你是否听进去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采取怎么样可执行的经济制度？执行是机制设计理论的核心所在，很多人以为机制设计理论只注重目标，不注重过程，这是大家所误解的地方。机制设计理论将信息和激励作为关键，最关注的就是制度规则的设计问题，为各种不同资源配置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可以说是大到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包括小到家庭层面的设计。
那么，机制设计理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贡献在哪里？我想从横向和纵向比较，如果你光是用一个横坐标不行，还要加上一个纵坐标，才比较全面。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的学派，大家相互攻击。这里主要将机制设计理论，尤其是我的导师赫维茨的经济思想，与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奥地利学派等进行比较分析，其详细讨论可见我的博士生陈旭东的博士学位论文《信息、激励与机制设计——赫维茨经济思想研究》。
大家现在学的都是新古典，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是按照公理化推理方法，严格地证明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观点，论证竞争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最优性、唯一性和公正性，以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性。最优性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唯一性就是经济核极限定理，公正定理讲的是只要初始禀赋相同不要让政府干预，只要有一个公平的起点和一个竞争的环境，就会有一个公平的配置结果，以及社会的稳定性，就是经济核定理。为什么英国要脱欧，真正的竞争市场均衡是没有任何小集团愿意搞分裂，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层面的概念，包括一个国家的统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觉得会对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有利的。赫维茨对新古典不是否定的，而是维护和拓展的态度，他充分肯定了其作为基准参照的极其重要性。比如说，我们作为学生追求100分，你一辈子获得过多少100分？我这一辈子大概也只有三四次得100分。物理学、科学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如果没有这个基准理论的存在，就建立现代物理力学。同时，赫维茨从新古典经济学吸取了公里化的逻辑演绎推理方法，非常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为什么要注重科学性和严谨性？不像一个医生治一个人，其影响只是个人，经济学家如果搞不好就会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灾害，其正负外部性都可能很大。
赫维茨在现代经济学领域里面发起了一种颠覆性、革命性的创新，他不是毁灭性的，而是充分肯定了新古典，但是颠覆性改变了思想经济体系的方式。因为新古典在研究问题时是把完全竞争市场或垄断竞争市场机制作为给定，然后探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结论，我们怎么知道去合理确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赫维茨把问题反过来，进行逆向思维的情景研究，即将经济环境视作给定（更符合现实），基于严谨方法来研究在所期望达到的目标下，如何创造一定的规则（即机制）来实现这个目标。目标当然重要，更重要的考虑的是它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比如，中央的决策决议都非常好，无论是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决议都非常好，但落实不见得那么好，也就是要解决执行或执行力的问题。机制设计理论非常注重现实，考虑的就是执行，即如何才能有好的执行力和好的执行的结果的。赫维茨把制度定义为规则的规则，或者是机制的集合，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不从制度上改变，我看现在的产业政策，包括政府的政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我谈到这么多，新古典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新古典是将制度作为给定，而机制设计理论将制度不是视作为给定的。
现在我们谈新制度经济学，它跟机制设计理论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将制度当作可变、可设计、可调整的。主要差别有两个，一是研究范式的差别，也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制度经济学采取描述性的分析，描述性分析给我们很多思想的启迪，但是，其适用边界不清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局限性，有适用边界，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边界不清楚，应用起来就会出问题。二是制度定义方面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赫维茨则认为制度是规则的规则，机制的集合。
比较制度分析是赫维茨另外一个学生，也是我的同门师兄青木昌彦提出来的。他吸收了新制度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的学术养料，对制度的定义、制度的变迁、制度的比较给出了解读，也是从信息和激励两个方面展开，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他们分析在比较制度分析，依然是以既定的制度作为比较，没有考虑可设计，他是给定制度，谈不上制度创新。
大家最关心可能是奥地利学派，比如说张维迎教授等一大批经济学家信奉该学派。赫维茨的经济思想机制跟奥地利学派有什么样的异同？非常有意思，机制设计理论与奥地利学派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都认为信息是分散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存在私人信息的。人的理性也可能是有限理性，由于知识和信息的局限，使理性不是真实意义上的理性。对市场，对信息，对事情的认知性，也就是无知，在对无知这一块的认知都是相同的。
赫维茨从来不讳言自己受到哈耶克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思想上，哲学层面上的，因为赫维茨更推崇的是对现代经济学新古典里面工具的研究方法，工具和工具化体系这一套。赫维茨对奥地利学派最大的批评就是其严谨性，概念定义从而结论的模糊性，对于理性边界的界定不是很清晰，从而其结论容易夸大。如果一个理论推到极致往往，可能会带来颠覆性的后果。比如说我们让火箭上空，即使一个小的螺丝，甚至一个焊接点有问题，发射火箭会失败，可能上不去。其理论往往会犯夸大性的错误，要么是肯定性的夸大，要么是否定性的夸大。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过度热衷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而不重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经济理论。赫维茨注重理论的边界，因为他知道做得不好会带来很大的危害性。另外和他们在思想上和哲学层面上的差异，机制设计理论是规范分析的设计范式，哈耶克范式是实证分析的演化范式。我的观点是这两种分析不是全部揭示了客观现实，因为有一些制度是演化的，如社会习俗这样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另外中国的改革，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才我们的黄季焜都是研究农业，是国家最后把它作为法定政策规定来推展开来，最后就成为一种制度设计。随着机制设计理论，处在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它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学每一个理论里面，因为信息不对称。机制设计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的设计，特别有用的就是市场要发挥好的而不是多的作用。
第二，机制设计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价值。
因为我们可能会把前面提到的博士论文扩展写进一本书，实际上赫维茨很早就对中国进行研究了，因为他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波兰的，他非常关心中国的转型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制度转型非常主动的研究。那么赫维茨的机制设计理论对中国的价值是什么？
在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里，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及帕累托效率是衡量一个机制好坏的重要标准。赫维茨一方面充分肯定市场机制，特别是竞争市场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和资源的唯一性，当然我们知道第一福利经济理论确定了市场资源在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市场正常运作的信息量是多少？有没有比市场制度用到更少信息的经济制度同样能达到有效配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赫维茨等人证明了没有这样的经济机制存在，不可能找到一个在同样的经济环境下，有比市场制度做得更好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就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正确性。从理论上是如此，实际操作上更是如此。当然你说没有比它更好的存在，是不是还有跟它一样好的？乔丹也是我的老师，他写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如果采用两个标准，信息的有效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将这两个标准作为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的话，市场制度就是唯一的信息有效和资源配置有效的制度安排，任何其他制度安排都需要更多、更大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要市场能做的，我们就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结果对此论断是根本性的支撑。理论是有前瞻性、先导性、指导性的。对此，我个人也做了一个研究，对包括生产的一般经济环境类情况也做了一个研究，其结论是市场制度还是唯一的。所以，这些结果对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们知道，大机制下面包含小机制，小机制还有分机制。如何避免诸种机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呢？这是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三，从机制设计视角看中国改革成功的因素。
首先就是改革方向的问题。从机制设计理论和方法论上，怎么样看中国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现在改革的共识有些涣散，不能跟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全党全国人民形成了一个改革共识的情况相提并论。现在改革的难度在上升，基本上所有的阶层都可能对改革有抵触情绪。既得利益者肯定不愿意改革，寻租制度多好呀。由于改革出现了贫富差距大的问题，老百姓认为是改革造成的。一些学者认为，改革成就主要是靠政府主导取得的，政府大部分的干预是对的，我觉得这是犯了最基本的科学分析和研究方法的错误。因为科学就是通过控制实验的科学分析和研究方法，然后看哪些是新的要素，差异因素才是导致了中国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拿其他国家简单经验对比，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措施条件，禀赋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面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科学就是控制实验，寻找差异因素。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基本放弃计划经济，通过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实行渐进的、分阶段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这样“三化”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使政府的干预大幅减少，促进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使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而取得的。按照控制实验科学方法的说法，也就是，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较大程度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对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予以市场化改革才取得的。
这些新的因素才是中国改革或不改革差别巨大的科学原因，深化改革就是要更彻底地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以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尽管许多原有的因素，如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是本来就有的，但不能将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归结为政府主导或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如不采用控制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改革，只是认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当地拿他国进行比较（犯了拿鸡和鸭比较的类比错误），就不太可能得出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从而不能辨明改革走向何去何从的这一方向性问题，从而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才取得的结论。由于遗忘了这样的科学比较方法，凡是人们谈论到新因素的时候，特别是谈论“三化”的时候，就以为这些人不重视，甚至是在否定那些原来就有的固定因素，从而被林毅夫等人贴上“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标签。
也正是这些新因素才使得中国的体制机制变革朝着把激励搞对的方向行进。如同诺斯对赫维茨在机制设计方面的研究工作所给予的高度评价，认为中国的改革，没有私有产权，没有西方法治，最初没有竞争，但有激励机制。赫维茨的激励机制的工作十分重要。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把激励搞对，而所面临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把激励搞对。具体来讲，激励来自三个方面，政府的激励，企业的激励，个人的激励，这些都是有关于人的激励问题。
第四，如何以改革实现科学而有效的体制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案，基本思想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革就是制度的设计和机制的设计，能够设计出好的市场制度安排和机制，使得改革少走弯路，付出少的代价，我们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要用理论作为现实的指导。怎么样有一个科学的改革方案，有效的体制重构呢？我下面主要是谈这些。
首先，改革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满足参与性约束条件，一个是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第一，让老百姓在改革中获利，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改革让老百姓利益受损他们马上就反对。形成一个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形成势能和动能，这是改革能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第二，还要满足激励相容性，所采用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安排要极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生产和个体积极性。你怎么样制定一个规则，来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这是结果有效的必要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现实中有太多制度安排是激励不相容的。比如，通过假离婚，买到第二套房。
其次，改革要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为导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对市场作用的认定，也提出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要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和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要合理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三个基本协调机制。如果处理好，就可以形成一个安定和谐稳定的社会。这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治理边界的制定，首先要知道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哪里？市场能够做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的或者做不好的，政府才发挥作用，单独或者与市场一起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如维护国家稳定和市场安全等等。那么，制度靠谁去厘清边界？靠主体的政府去厘清。谁能规范政府？只有制度。我们一定要发挥中央领导的权威性，甚至常委会的权威性，或者是十八中六中全会确定的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执行力来进行改革，建立新的制度。
政府的定位靠什么去确定？靠法治。这是最近王岐山书记要把纪委和法律部门作为制度反腐的系统考量。我们要法治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关在从严治党的笼子里面，使它合理定位，不能过位，不能缺位。包括限制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边界不好，会导致坏的社会规范和坏的市场经济。法治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是具有极强的正或负的外部性。
但是，法律是不是越多越好呢？一谈法治，好像就是要制定各样各种的法，包括我们高校。如果这样，我们很多活动都无法做下去。其实法治要有一个度，看是否其操作成本过大。如果制定法律的监督成本很大，这样的法律没有什么用。一定要考虑激励相容性。法治里面如何来监督监督者，如果执法人不受法律的约束，那个法律就只是统治者来制约社会的机器，这样的社会不是法治的社会。那么怎么办？就需要民主。民主的好处就是建立好的法治体系，也需要尊重民意，并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再往深处思考一步，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靠分权，分权保障了一定的民主。为什么要分权呢？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个体逐利。
现代国家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从长治久安和经济长远发展来看，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最大的现实约束下，分权、民主与法治一环扣一环，形成了三者缺一不可，可执行的激励相容机制。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来讲，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是最重要的。
总之，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分权的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关系。它们之间应当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只有这样，政府方才能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所以，这些是我们需要重视和加以解决的问题。上面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学者名片
田国强，现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首批国家“”特聘专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982年获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设计、博弈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数理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等。著作《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近期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微观经济学规范教材缺乏中国元素的空白，引起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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