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五十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定“4万亿”投资计划,并于11月9日公布,成为一揽子刺激举措的重头戏之一。
“4万亿”刺激计划分量重,影响大,出台急。这个“急”字不仅表现为实施政策“要快”“要重”方针的表述,而且落实为一些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
如“4万亿”计划包括一项重要内容:为加快建设进度,“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计划发布时2008年四季度已过近半,在年内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追加4000亿元投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急迫性。
“4万亿”计划推出背景更凸显“急”字特点。制定“4万亿”计划十几天前,国务院在10月19日召开另一次常务会议,评估国内外经济形势并部署四季度十点宏观调控任务。
当时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十条措施包括支持农业和中小企业,加大投资力度保持合理投资规模等,同时要求“继续控制价格上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4万亿”计划“国十条”与半个多月前“国十条”相比较,强调稳增长目标是一致的,但政策力度不可同日而语。
会议提出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针,要求“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制定扩大投资多方面的量化指标,没有再提及防范通胀和金融风险。随后几个月追加出台了相关措施,宏调设计由10月19日大体属于常规性逆周期应对思路,转变为超常规、超预期、力度空前的一揽子刺激政策。
在本已部署四季度工作的背景下,半个多月后转而推出“4万亿”计划并重新部署四季度工作,折射当时高层研判形势和决策思维应受到某种急迫性和超预期新因素的影响。
那么在2008年10月下旬前后十多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新情况,推动决策层做出重大政策调整?探讨这一问题是理解“4万亿”政策的前提。
按一般逻辑,经济政策取向急速调整,通常应与国内外形势超预期转变有关。然而观察当时经济形势,虽容易解释政策更重视稳增长目标,却不好直接解释宏调政策急转。
外部环境最大变数是美国金融危机。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后美国加大金融救助力度。9月22日制定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10月2日和4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美联储持续下调利率,同时放宽各类机构贷款抵押品条件,搞量化宽松刺激。
虽然10月底或难以预判美国金融系统将很快摆脱休克转而企稳,但不难看出10月下旬形势并未超预期恶化。中国外贸困难持续加剧,不过10月19日高层部署四季度“国十条”时对此应有相当预期,似难以解释半个月后的政策转折。
国内经济是否有突发情况?当时国内经济减速调整呈现两方面态势。某些前几年超常扩张的部门面临严峻调整压力。如钢产量、汽车销量、房地产销售额在2007年前五年分别经历1.93倍、1.71倍和4.17倍超常扩张后,2008年10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2.5%、3.47%和-28.9%。
另一方面,消费投资、货币信贷等基本内需和金融指标虽也经历调整,但仍维持两位数以上增速,如10月投资和零售实际同比增速为17.9%和17.3%,信贷和货币分别增长14.95%和14.58%。
当时国内经济减速与稍早时期针对通胀的调控政策也有关系。2007年GDP增速高达14.2%,大幅超过潜在增长率并派生出明显通胀。政府实施必要的紧缩政策治理通胀,因此当时的经济减速在相当程度上符合政策预期。
另外中国经济与美国根本不同,不存在资产负债表危机形势,经济基本面因素有能力对常规宏调政策——而不一定是超常刺激药方——做出比较正常的反应。
考虑当时国内经济面临增速较大下滑的严重形势,当年10月19日政府决定宏调政策朝积极稳增长方向调整无疑是正确的,也有可能依据对形势变化的研判适度调整政策。
有理由相信,当时若实施常规性逆周期宏调政策,中国经济应能在经过一定程度的调整阵痛后,较快实现稳增长目标。就当年10月下旬国内外经济形势看,粗略考察未发现新的突发情况能够很好地解释半个多月内政府宏调政策的巨大转变。
因此,从研究角度探讨“4万亿”计划急促推出之谜,可能还需要拓宽视野,检查是否遗漏了什么关键变量。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