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力”就像是爱情，难以定义。但所有人——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政府机构、公司董事会和社会团体——都在谈论如何建立和保持恢复力。那么，恢复力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还是仅仅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流行词？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一个不同的问题开始：你认为在不变成另一个人的前提下，你可以变化多少？一个生态系统、城市或企业在成为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城市和企业的情况下可以变化多少？
所有这些都是自我组织的系统。比如，你的身体温度恒定在37摄氏度左右。如果体温上升，你就会出汗降温；如果你的体温下降，你的肌肉颤动（发抖）暖身。同样地，你的身体依靠负反馈保持运转。
这就是恢复力的基本定义：系统吸收干扰、重新组织并保持像从前一样运转的能力。
但一个系统的恢复力存在极限或者阈值，过之则意味着不同的运转方式——不同的身份。比如，许多曾经是多种鱼类栖身之所的珊瑚礁变成了鲜有鱼类踪迹的海藻和海洋植物生态系统。
两个关键阈值控制着珊瑚礁的变化。水中的营养素越多（来自附近陆地），对藻类就越有利，直到在某一个点上它们取代了珊瑚礁。类似地，如果食草鱼类大量消失，海藻也会赢得相对珊瑚的竞争优势。这两大阈值相互作用：营养越丰富，将系统“转换”为海藻世界所需要的鱼类数量就越少；而鱼类数量越少，所需要的营养也越少。
此外，阈值可能随环境变化而变化。在珊瑚礁的例子中，营养和鱼类数量阈值对着海洋温度上升和海水酸性增加而下降。因此，随着气候的变化，较小的营养水平上升和鱼类数量下降也会触发珊瑚礁转换为海藻世界。
社会系统也存在阈值：比如时尚或者更严重的群体暴动。在商业领域，债务/收入比率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阈值，会随着汇率的变化而变化。阈值效应还可以存在于劳动力供给、通勤服务和其他公司福利决定因素上。
既然阈值效应如此重要，系统如何保持其恢复力呢？
首先，让一个系统在某一方面具有超强恢复力会导致它其他方面失去恢复力。因此我们必须理解并增强总体恢复力——系统应对各种——全方位影响其运转的——冲击的能力。从关于各种系统的研究中我们得出，下列因素决定着总体恢复力：
• 高度的多样性，特别是反应多样性（用不同的方法做同一件事，常被误解为“冗余性”）。
• 相对模块化的结构，各成分之间不会过度连接。
• 强大的快速响应变化的能力。
• 高度“开放”，各组成成分可流进流出（封闭系统是静态的）。
• 维持重组的储备——比如生态系统中的种子银行和社会系统中的记忆（与即时供给服务相对）。
• 鼓励创新和创造力。
• 高度的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领导力和社交网络。
• 适应性治理（灵活、分布式且以学习为基础）。
这些因素构成了高恢复力系统的基础。但恢复力本身没有“好”“坏”可言。不良的系统——比如独裁和盐碱地——可能恢复力很强。在这些例子中，系统恢复力应该被削弱。
此外，不可能在一个规模水平上理解和管理一个系统的恢复力。至少需要包括三个规模水平——核心规模和其上下各一个规模——跨规模联系是最普遍的决定系统长期恢复力的因素。大部分恢复力损失来自狭隘优化的意外后果（比如追求“效率”），此类优化无法识别来自另一规模的这类优化所造成的变化引起的对核心规模的反馈效应。
恢复力不能和变化抵抗力混淆。相反，试图阻止对某系统的变化和干扰会降低其恢复力。从不着火的森林最终会失去能抵御火灾的物种。被禁止玩泥巴的儿童长大后免疫系统功能偏低。建立和维持恢复力需要探索系统的边界。
如果向“坏”状态的变化已经发生，或者这一变化不可避免且将不可逆转，那么唯一的选择是变为不同类型的系统——新的生存方式（和谋生之道）。可变性和恢复力并不是对立的。一个系统要维持某个规模水平的恢复力，其在其他规模水平上的一些部分就必须变化。
比如，在澳大利亚，如果穆雷-达令（Murray-Darling）盆地的所有部分继续今天的作为，那么它就不可能继续成为高恢复力的农业区。那里没有足够的水。其中一些部分必须变化。
当然，变化从而创造或维持恢复力的需要也可能影响最高规模：如果一些国家和地区要维持（或变成）高恢复力社会-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保持人类高福利，那么全球金融系统就必须变化。
变化需要否定部分，创造出变化的选择，并支持创新和实验。来自更高水平（政府）的金融支持总是以有助于不变化的形式出现（比如援助太大而不可倒的银行），而不是以有助于变化的形式出现。
简言之，恢复力大体上是关于如何以变化防止被变化的东西。确定性是不存在的。要点是建立倒闭时仍安全的系统，而不是建立不会倒闭的系统。
布莱恩•沃克尔（Brian Walker）是澳大利亚英联邦科学和产业研究组织（CSIRO）和斯托克霍姆恢复力中心研究员，恢复力学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