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距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

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推导出的知识可以被用于发展技术及解决方案，改进人类的状况，这便是所有自然科学的目的——理解、解释、预测以及控制（如果可能的话 ）自然世界，并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和长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好科学”的定义。

自经济改革之初，为了满足国有部门与私营部门中商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在管理教育与研究上产生了很大的需求。以前，中国教授访问北美和欧洲大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学习如何教学，其次才是学习如何做研究。在我的印象中，2000 年之前中国管理学者没有参与过任何系统的管理学研究，直到香港科技大学从1999 年起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排名前40 位的商学院。这项系统性的年度培训计划从1999 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四年。每年会有40 位中国学者来到香港科技大学的恒隆管理研究中心（Hang Lung Center for Organizational Research）参与为期8 天的培训。每天的学习强度都非常大，但他们收获颇丰。担任教学并指导研究讨论的老师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大学。这个项目之后由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光荣接管，从2005 年起，每两年一期，每期约有100 名年轻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今年有135 名学员在天津大学参与培训。

除了在科学方法上要迎头赶上，中国的管理学者还必须学习如何用英语撰写研究论文，这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彼时，大多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对管理的影响的研究都来自西方学者或是那些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生活和工作的华人学者。

我所关注的都是顶尖期刊，通常只有10％左右的录用率。很多中国学者在A- 或B 级(second-tier) 或其他期刊中发表过文章。更多学者在中文期刊中发表过文章。囿于我个人的语言能力，未能把中文文献纳入其中，并且我的观察仅限于管理学科的学者，如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不包括金融、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管理科学、应用经济学或会计学。所以我所提供的只是中国管理研究发展的局部情况，但这部分反映了世界管理学领域最好的期刊中高质量的研究。

相关性！相关性！

2002 年，我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事李家涛教授分析了1984 到1999 年间在20 本顶尖英语学术期刊中所发表的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我们找到了共计226 篇有关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地区的组织和管理的文章。其中，52 篇受到了10 次及以上的引用，这是衡量文章的学术影响力的标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这52 位顶尖作者中，只有16 位有中国人的姓氏。而在这16 个人中，只有7 位来自中国大陆，而且他们全部都在美国大学工作。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也显得进展不足。南京大学的贾良定和他的两位合作者（2012）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1985 到2010 年间发表于6 本顶级英语期刊的268 篇关于中国组织的研究。在剖析了这些论文（分析的问题、研究的概念、发展假设时使用的逻辑）以中国特色为特征的程度后，他们发现只有3 篇高度反映了中国特色。其中有2 篇关注“关系”的概念，另一篇与市场转型有关。在这268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只有一篇的第一作者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肖知兴）。而这位中国作者是在欧洲商学院取得他的博士学位。

令人略感宽慰的是，近几年来中国管理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首次作为主要作者在顶尖国际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的学者有三位，他们在中国接受管理研究的训练，任教于中国的大学。第一位是南京大学的贾良定，他的论文发表于2014 年。第二位是北京大学的张燕，她的论文发表于2015 年。首位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作者团队（整个团队合著者中无外国学者）来自于复旦大学。他们是复旦管院的李绪红与梁晓雅，论文发表时间于2015 年上半年。当然，还有很多本土的中国学者在高质量的英语学术期刊中发表过论文。然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通常为第二作者。

结合以上种种，就中国管理研究的现状我得出了哪些初步的结论呢？首先，中国的管理学者们在研究中非常活跃，极度渴望进行高质量研究并在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成果。他们在研究成果上有了明显进展，已将一些重要的想法引入全球管理学文献之中。然而，因为他们没接受过系统训练，属于没有足够英语语言技能的“后来者”，在研究团队中通常只能扮演配角，团队的领导往往是西方学者。大多数已发表的引起国际学术界兴趣的研究课题是将西方理论

应用在中国样本上的研究。对于那些对中国企业重要及相关的研究课题，学者们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关注。

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中国商学院至今并未为中国商业实践贡献很多新的管理学知识。它们需要将接地气的管理研究放在优先地位，并需要有信心启动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现在是时候改变这一现状了。我们的研究应该解决与中国社会相关的管理问题。我们应该停止为了迎合国际学术界的兴趣而做研究。我们应该以最严谨的方式做自己的研究，这将在知识和实践上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价值和贡献。

下一个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本土化研究的高速发展，把这些知识用以本土化教材的编写，并创造本土化的课程，培养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商业领袖。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中国经济的很多进步和成功都要归因于商业领袖的勤奋与智慧。他们的试验和睿智以及向西方取经的精神让他们的企业获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我认为如果商学院能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与中国独特的国情更相关的知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可能会更大。而这样的知识必须来自于对中国问题系统化的、使用中国逻辑以及适合中国员工和经理人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比如，书面问卷调查中的重复问题是不是无法捕捉中国人的心理进程？我没有答案，这却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发展适合中国文化的研究方法。

追求“好科学”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阶段。事实证明，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国企业能够以世界标准的效率制造出世界标准的产品。发达经济体敬畏中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则将中国视作榜样，欢迎中国的投资，并迫切地想要追随中国的脚步。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健康，政府正在着力去除各种社会顽疾。这意味着中国商学院需要起到与政府合作的角色，培养有高度社会责任及社会意识的商业领袖。这也意味着中国商学院不能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商业模式，它认为企业的责任是创造利润而为社会行善是个人的事。一个类似的理念是代理理论（the agency theory），它认为职业经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用奖励激励他们来为股东牟取利益。根据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前院长罗杰•马汀（Roger Martin）在一本书中的分析，这导致了代理人所在企业的高管薪酬超过了他们所管理企业的平均收益。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方企业所造成的环境及社会问题。我希望中国商学院不要再教授这两种思想，而是发展更符合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理以及中国社会需求的商业模式。即使在西方世界，也不乏有社会责任的公司及商业领袖兼顾公共利益及公司利润的例子。我们极其需要一个不同于过去50 年美国商学院所教授的商业模式，发展对社会负责的商业模式和管理实践将极大地惠泽全球商业社会，丰富管理学著作。

中国学者已经对研究方法和技能掌握娴熟。但是，做研究不是单纯为了填补文献上的空白，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释并解决经验世界中的难题。我们的研究是科学，而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对难题寻找最真实的答案）。用严谨的科学方法推导出的知识可以被用于发展技术及解决方案，改进人类的状况。这便是所有自然科学的目的——理解、解释、预测以及控制（如果可能的话 ）自然世界，并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和长期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就是“好科学”的定义。社会科学也有相同的目标，但社会科学致力于理解人与人群的集合。在研究人与社会团体时会遇到额外的挑战：他们是鲜活的、动态的，当被观察、处理或研究时会做出反应。当我们研究社会人和组织时，除了认识论的需求，还必须有社会及道德的考量。中国的管理学学生需要学习社会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正式课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最近设计了这样的课程并将于今年秋季在三所中国的商学院开课。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希望在所有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的商学院推广这门课程。我希望这门课程能帮助学生理解科学研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一旦他们理解科学真正的意义、科学家神圣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专家所受到的来自于社会的尊敬和期待，他们会树立自己的身份，并为了无愧于这个身份而行动。

过去的30 年，中国的管理同仁们已经学会了研究的工具和技巧，也准备好学习科学的精神并转型成为负责任的、关怀他人的科学家。我希望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发表与中国本土问题相关的研究。我发自肺腑地希望中国会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起“好科学”（good science）的榜样。

原标题：徐淑英：中国管理研究距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好科学”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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