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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大国战略之定力、改革与全球化

 
 
  文丨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关系越来越紧张,似乎有向其他方面延伸的势头。其走向如何,关乎世界格局、关乎中国国运。对于贸易战,打还是不打?打的话,怎么打,会面临什么后果?不打的话,如何有效应对?对内如何应对,对外如何应对?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各界观点纷呈,莫衷一是。
 
  近期,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改革开放往何处去,有媒体记者问了我以下九个问题,我想这些也是大家都在关心、关注的问题。故此,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形成了以下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给出了我的大致看法,每个问题相对独立,可以有选择地看。
 
  应尽力避免让中美竞争关系滑向敌对关系,中国还要韬光养晦
 
  Q1:贸易战前后的见闻,以及美国经济界对贸易战的看法。
 
  A1:近些年来,特别今年以来,我对中美关系走向越来越担心,可说是忧心忡忡。
 
  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
 
  此前30年来,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但由于国体差异的原因,我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我的看法近年来有这么大的转变呢?由于中国国力不断上升,近些年来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而民间、学界、智库,媒体对双方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导致中美各方面的争论和冲突越来越大。
 
  在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代表的对华“鹰派”势力,先后掌握了贸易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这些“鹰派势力”就是希望不断把贸易战的规模扩大化、长期化,将中美良性竞争合作关系转化为敌对关系,将中国取代俄罗斯视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
 
  而在国内,不少人仍将中国崛起的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混为一谈,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味地视对方为敌方。
 
  其实,大国崛起也可以是良性竞争关系,比如美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不见得就一定是敌对关系。加上我们不少学者和媒体舆论对自身国力的过分渲染、误判和外交上越来越强势,同时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民间和学界的盲目自大及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民粹主义等多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人也被推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去,包括许多中国通活跃在里面。
 
  过去的基本情况是,苏俄问题专家都比较反俄,中国问题专家基本亲中,而现在发生很大逆转。特朗普政府不仅重用了一批入华、知华,对中国政府和政治有亲身感受的中国通,更启用了一批仇华、反华的强硬派。
 
  尽管美国主流经济学界依然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对莱特希泽、纳瓦罗等的经济观点大多持不同意见,对特朗普以缩减国际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关税政策大多持否定立场,例如萨默斯、克鲁格曼等,但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民间智库对中国经济模式及其走向大多不太认同,包括对中国友好的政界人士。例如2005年提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就提到了四个方面的担忧:国企的作用;中国的外交策略;中国制造2025;除特朗普之外美国其他阶层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贸易战前后,我就由于态势的重大转变而感到不妙,在今年6月的上海财经大学宏观年中报告中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的国际环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围堵中国的现象日趋严重,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并且这只是表象……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被激发放大的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自信,看国外无论什么都是阴谋论或陷阱,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试图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但媒体和学界基本没有认识到形势的迅速恶化,都在一味地出谋划策怎么打贸易战。
 
  针对这种现象,我在今年7月一个讨论改革的微信群中也提到:“我们缺少像春秋战国时有那么多极高水平的战略家和谋士,或像基辛格那样的战略家,或懂当代博弈论专家学者我看国内也很少。现在我看到的绝大多数文章就是告诉政府怎么去打贸易战,而不知道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化解战争而不是一味想着战争,是怎样去化干戈为玉帛,让态势和结果有利于己方。我不是国际关系和战略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判断是要权衡中美经贸摩擦,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上考量中美两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即便如此,有理有据,站在全球视野和中国长远利益的高水平智库报告很少,而是将自己的理想等于现实来考量和处理问题。另外,要尽量做到,无论美国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我们的战略不能出错,并且上策是怎么让自己战略影响到对方的战略,让态势转化到有利于己方,而不是完全被动。我们当前的一些政策和战略容易被一些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被语不惊人死不休,要就是不是训练有素或浑水摸鱼唱高调的人影响。”
 
  仅仅几个月过去,形势迅速恶化,我的这些担心和判断不幸成真。
 
  Q2:美国发动贸易战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Q2:在这次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方面,感觉美国是做了充分准备,有备而来的。从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Pence)最近(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特朗普政府的最新中国政策的讲话中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的重大改变,对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经济、社会及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
 
  海外媒体认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厉的发言,是立场极其强硬的讲话,尽管彭斯提到美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具有战略性的关系和希望中国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来。
 
  然而,媒体和学界在自我安慰,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拿出有份量,有事实、有数据和量化分析,令人信服的反驳或澄清,没有指出提及的许多例子和事实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事实或真相,而集中反驳的主要是称彭斯不过是在帮助特朗普助选,转移“通俄门”的矛盾等等,而台湾地区某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的反驳却要具体的多,许多方面都是有理有据,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从彭斯的讲话可以看到,如果不想尽办法让中美关系危机尽快止血,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将有可能发生巨变。在我看来,他的讲话基本上就是一篇摊牌的宣言书,好像是在下战书,根本就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未发生的,让人十分棘手。
 
  更严重的是,尽管许多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及其政府,但在应对中国的立场上,特别两党和学界在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上,贸易战及遏制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分歧。
 
  这样的摊牌和不给自己和对方留退路,是中美关系正常化3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让中国作出大的让步的,同时也不像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主动与中国恢复关系和搞好关系,这样的可能性也很小。
 
  美国的民意、智库、商会、媒体、两党和几年前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其实有无特朗普,美中关系都正快速移向十字路口,今后任何一党或人上台,都可能是将中国作为头号对手。彭斯的讲话弄不好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彻底转向,也意味着全球局势的一个分水岭,这真是到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及民族复兴崛起的历史关头。怎么解脱这种极度的困境,的确需要大智慧,需要冷静和认真思考及处理,而不是意气用事。
 
  由于中国国力不断加强,在全球的话语权越来越大,美中间的动态平衡无疑已经发生改变,现在美方想做的就是形成全方位的统一战线,将中国踢出由美国主导的发达世界的经济圈。的确如此,美国正在采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要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法宝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跟西方国家全面友好的战略战术,想在西方国家也形成全面统一战线,正在一个一个地通过双边谈判把多边的WTO架空,极力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给人的感觉就是美国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封堵中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或者使其经济萎缩,或逼中国退回到自闭状态,使之无法分享世界文明进步成果,一旦成真,中国又怎么可能在脱离全球稳定经济秩序下取得飞跃发展呢?
 
  在战术方面,美国发动贸易战之所以底气足,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政府通过大规模减税方案带来的经济增长刺激效果有关,也与美国由民营经济主导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有关。
 
  民企天然具有效率优势和创新冲动,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而我们要就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举措的重要性,比如尽管学界和民意都希望中国政府大幅度减税,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近10多年来政府税收以近20%增长速度上升,或者在市场化改革方面说得多,做得少。而在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准入壁垒、歧视性政策,同等对待民营经济等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还做得非常不够,还需要深化改革。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为了对冲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我早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曾提出若干建议:一要降低民企的过重税费负担(放水养鱼);二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基础研究、交通设施、网络设施);三要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四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高薪吸引人才回国服务);五要支持人才引进(积极鼓励和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
 
  Q3:贸易战的结局有哪几种?
 
  A3:无论贸易战的结局是哪种,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两败俱伤结果。尽管一方将在这场对抗中胜出,但是最终没有谁能从中得利!
 
  对于中美贸易,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今年7月份发布的《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中有详细论述。我们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出口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不大,但中美贸易摩擦将显著增加进出口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其他风险。中国和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相互依存,且中国出口对美国的市场依存度远远大于美国出口对中国的市场依存度,中美贸易战将注定是个双输游戏,且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此外,中美贸易仍然以互补性为主,但互补性在逐渐减弱,竞争性在逐渐增强,这是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
 
  我更担心的一点是,美国利用中美贸易战杀鸡给猴看,一边给中国大棒,一边给西方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各国、加拿大、巴西、日本、韩国等胡萝卜,让后者全面倒向美国,形成围堵中国的同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基本上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新版NAFTA——USMCA协议,并且其中一款基本上是主要专门针对中国的排非市场经济体的协议。早前美欧政府间就曾经有过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探讨,可能很快会达成协议,与韩国的自贸协定已经签署,和日本也有很大可能达成类似协议。我们在应对这次由美国发起的贸易博弈战的战略战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由于美国是发起方,中国是被动应战方,处处显得被动,给人的感觉就是显得措手不及,反驳几乎没有什么针对性,更多是大批判式的,甚至是意气用事的空洞口号式反驳。
 
  中美之间的贸易博弈战和彭斯针对中国的全面开花的讲话,局势演变之快,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学界和绝大多数智库的分析科学性和严谨性严重不足,基本没有起到智囊的作用,本本主义多,不切实际的空谈多,研究方法落后,基本上都只是泛泛而谈的定性分析,没有什么科学性、严谨性的逻辑分析,量化分析和历史比较分析更是没有,许多人给出药方要么就是错误的,要么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要么就是过于短视,误导了政府的决策。
 
  而美国智库研究一直以来却非常重视政策建议的理论分析、实证量化分析,具有较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比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博弈论刚刚诞生,就被用到和日本具体作战实际中去,起到了很重要作用。对孙子兵法也研究得很透,其分析报告更像是学术论文,其分析看起来非常严谨并且有大量的统计量化分析,尽管许多都是盲人摸象,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或事实。如果中国应对不当,没有尽早面对现实和澄清完整事实,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共同点,仍然是自说自话,形成不了聚焦和没能消除误判,弄不好就会错失机会,弄得越来越被动。
 
  一旦如此,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其所追求的中美竞争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无法实现,所剩的选项差不到就是对抗的敌对关系,从而十九大提出来的新征程两阶段愿景目标将很难实现。
 
  其实,在彭斯讲话之前,特朗普对中国在贸易摩擦方面的诉求还是比较明确的,寻求的就是“三零、两停、一允许”,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允许美国人在中国独立开设公司。事实上,“三零”和“一允许”不是单方的,对其他国家也是这个要求,中国可以以此作为谈判出发点,找出双方能接受的共同点展开谈判,而不是一些抽象原则的意见或打口水战的各说各话。
 
  其实中国政府早已在行动上有所回应,例如针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税大幅下调(其实在早前的谈判中,中美已经达成不少共识)。至于“一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许多行业一直都允许开独立开公司,现在是希望中国也给予美国企业这样的对等条件,中国其实也开始准备这样做,并且已经这么在做,如最近特斯拉在上海、埃克森美孚在广东的投资设厂等等。至于“两停”更可以坐下来谈。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停止强行技术转让,这个从字面上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并不认为自己存在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移,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存在巨大鸿沟。无论怎样,不要各说各话,鸡和鸭讲,而是应该形成聚焦,坐下具体谈。其实,理性地分析“三零、两停、一允许”这些条件,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的角度去权衡这些条件,这将也是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有利的。
 
  Q4:达到什么情况,贸易战会停止?
 
  A4:中美两国经贸纠纷问题愈发严重,已升级为中美贸易战,并且向其他层面和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大为上升,这不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而且会损害中美彼此国家利益,对我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场贸易战短期内难以停止,如果处理得不好,从小处说有可能扩大化、长期化,变成一个持久战,从大处看弄不好会引起全方位冲突,影响到国运和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走向。如今再不改善,日后局面发展到不可控制就会凸显今日的贸易战根本就是小事。因此,我们要抓最主要矛盾,从根源上找问题。
 
  那么,我们怎么办?首先,我想说的是要尽量避免贸易战和重大敌对性的冲突。孙子说得好:“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意味着冲突导致的战争将会牵涉国家安危,需要慎重再慎重。为此,孙子给出策略好坏的顺序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也就是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比如有可能,两国尽快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如果真的是一无是处,美国尼克松政府主动靠近中国,而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手主导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对美开放对中国40年来的迅速发展和崛起,难道真的没有起到正面作用?而中国的发展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难道真的对美国没有帮助?显然这都不是真的,至少在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方面及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和美国有过很多合作,并且双方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且获利巨大。还比如,在世界文明方面的一些双方认可的普世价值观方面也是可以形成共同点,而不是相互批判,简单地给予否定,要充分尊重双方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的选择。在经济方面,针对美国想要的“三零、两停、一允许“”进行谈判,同时还是需要韬光养晦。
 
  为此,我们更需要进一步地思想解放,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真正地而不是口头上进行全方位改革。当然,谈改革不能完全不主动去破旧的制度框架而去谈改革。改革当然就是要改掉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规章制度。所以,我认为谈改革开放是有特定内涵和意义的。现在改革两个字已经泛用,不少学者和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将改革往回改,往回走,或只说不做,或说一套做一套也称之为改革,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改革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旧制度及其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改变。对体制、机制和制度进行转型才能称之为改革。具体到中国情景,就是要将原有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过多主导和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过多地干预和参与竞争行业,改为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比如,一旦真正要被逼实行“三零、两停、一允许”,由于效率和创新力方面的不足,对中国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是非常难于竞争的,要能适应和具有竞争力,就必须下决心深化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此提高效率和勃发创新力。
 
  所以,我认为在谈改革开放时,最好加上前置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只有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而不是多的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内涵而不是其他。并且,我认为这也是美方希望看到的。
 
  其实对彭斯的讲话,不必集中在中国是否干预了美国的中期选举等口水仗,和对特朗普的认同及网民在这方面的反应,这些都是处于相对次要的方面。应该注意到他讲话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当前在诸多方面偏离了改革开放的初衷,没有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尽管中国政府仍在口头上支持“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著名政策现在看起来有些空洞。这个更好回应,我们可以讲事实,摆道理,对有欠缺的地方,告知对方,我们正在有序加快速度地改,当然关键是真正去做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应付。
 
  事实上,这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最好阶段其实就是改革开放这40年,这40年有很多可以总结的,其中应该要有一个最重要经验,那就是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良性的互动,在现阶段,这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况且我们这样做也让对方在这方面没有话说。
 
  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策略应也是有谋划的,包括他之前的白宫顾问班农是少数真正读过《孙子兵法》的。《孙子兵法》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美方就在采用孙子兵法在对付中国。难道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是利而诱之和否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亲而离之,以此形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国采用的战略却是乱而取之,实而备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早期引而不发,让你卑而骄之,让你自大,让你自我感觉很好,觉得正在或已经全面超越。同时,在这次贸易战中,每当中美团队谈判接近成功或要重启谈判的时候,特朗普就通过推特抬高要价,不给中国台阶下,采用的是怒而挠之、乱而取之。这些战略在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中也是屡试不爽。
 
  所以,跟特朗普政府打交道,进行博弈,需要讲究策略,需要沙盘推演。是不是仍然按照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方略,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强而避之”呢?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一旦谁谈论主和,就好像成了投降派,遭受种种诽谤和不理解。邓小平曾说过一句话,“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一大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共同利益应该是远远大于分歧点、冲突点的,如何避免掉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双方进行双向的战略调适和战术调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尤其是中国,仍处于为“两个一百年”目标以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现代化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的关键历史时期,需要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来继续强大自己,对外开放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下去,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
 
  当前的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Q5:贸易战如何重塑世界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世界工厂的地位能不能保住?
 
  A5:目前来看,短期内其他国家要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还没那么容易,但长期就不太好说,一旦大量外国企业转移和产业链发生变化,弄不好就会失去这个地位。
 
  中美贸易战确实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有可能会重构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特别是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否定来孤立中国。当然,这些也可能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机遇,因为改革往往都是倒逼的。要让其他国家认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来实现,以此倒逼中国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倒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融合到世界经济体,让外界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以,贸易战是危中有机,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形成倒逼。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风险。一旦美国通过和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双边贸易协议,而中国失去了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中国而言,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导致大量失业,从而引发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迅速上升,外汇储备减少和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具体来说,有以下风险。
 
  第一,经济下滑,导致大量失业的风险。尽管贸易占比GDP不高,但会有很大负外部性和传递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如:大量的外贸订单会减少,从而意味着大量工作岗位会消失,很多产业链企业大幅度萎缩甚至倒闭,带走了技术和产业链,其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制造业优势弄不好会最终被南美、东南亚甚至美国本土替代,再想恢复就很难很难了;
 
  第二,国际资本外流风险。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额的贡献高达40%以上,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美国大规模减税计划和美元加息等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中国资本外流风险大大增加。同时,资本外流风险必将进一步在国内进行传导,引发一系列的贸易风险、产业风险和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第三,汇率风险。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美元加息步伐加快,均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贬值且贬值预期仍然持续。此外,中美贸易摩擦的反复和不确定性也导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有所增强,汇率风险有所增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因此将面临受阻的风险;
 
  第四,债务风险。当前,国内企业债务、政府债务和家庭债务都处于较高水平,债务结构也不尽合理。在这一背景下,贸易摩擦引发的汇率和资本外流风险或将通过企业和金融系统传染到债务部门,从而引发较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风险;
 
  第五,政策风险。为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资本外流风险和汇率风险,并防止其对国内金融系统产生传染,中国的货币政策等将被动做出调整,因此,货币政策解决国内问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将有所下降。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内债务水平仍然较高、经济结构继续调整的背景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下降将进一步引发内部的金融风险、债务风险和经济增速下滑等风险。因此,在外部风险和内部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应该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行业政策等互相搭配,并确定不同政策的力度选择和协调方式,以避免内、外部风险互相传染互相叠加,进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技术创新基本要靠民企,应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
 
  Q6:怎么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关系?
 
  A6: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来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挤压民企、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的确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主导。早在1994、1995、1996年,我就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则主要是向专业学者阐述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给出了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论证了通过不断改善经济制度基本环境的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大发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党的领导,也有人归结于政府的主导,但改革开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导,甚至更厉害。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按照实验物理学中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还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邓小平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选择和市场化的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改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民营经济的非国有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在今后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及其减少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仍将会起到主要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
 
  十九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直接使用民营企业表述,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无疑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民营经济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已经占绝大部分比重,为什么下一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还是要靠民营经济呢?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
 
  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和商务方面的创新基本靠民企,为什么?全世界所有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创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在中国可能连5%都不到,如果创新只有5%的可能性,国企敢创新吗?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新,即使他敢,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即使厂长经理敢去创新,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让你冒大的风险去创新,因为拿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去创新,但是创新95%的可能性是失败的。并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的国企有激励和动力去创新?这样,创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担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样,民营企业哪里有钱哪里赚,甚至是铤而走险,无论怎样,失败了是亏你自己的钱。所以说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更加要靠民营经济,能不能让民企和国企公平竞争,同等地对待呢?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谐的论调,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离,那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主要观点是“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理由是“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而“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主动向国企靠拢,寻求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结果是什么?是随后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是经济的激励扭曲和低效。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
 
  Q7:中国有没有能力重新走向封闭?
 
  A7: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弄不好正好中了对方的下怀。难道不是?在当前的贸易摩擦中,对方就是想形成一切可能的反中统一战线,孤立中国,使之经济萎缩,逼你退回到自闭状态,这点想不清楚,后果将十分严重。
 
  从内部看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是靠政府主导、国企主要、靠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造成由头而遏制中国,从而需要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边界之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同时,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及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最终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我想这次也不应该例外,中国不但不能走向封闭,而且需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第二,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轻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第三,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Q8:目前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形成共识了吗?
 
  A8:应该说,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了,从党的决议、政府文件、学者著述、媒体报道等各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市场经济的肯定表述。当然,也不否认存在各种各样的杂音,这有多重的原因。
 
  首先是理念上和教条主义的原因。一些人常常将经济学过度意识形态化和教条主义化,我不否认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是不应该将其教条化,将经济学藩篱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那样,现代经济学主要是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是研究市场制度的工具,从而不是区分社会性质的关键。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要取得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而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在市场化改革措施和政策制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利益上的原因。市场化的改革,会触动一些利益团体的既得利益。起始于30多年前的上一轮改革,之所以能很快凝聚起共识、形成改革的势能和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积重难返的极端旧体制成为众矢之的。但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现有利益或将改革和改革失误所导致的问题混为一谈而反对市场化改革,其原因或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既定利益格局已不那么容易打破,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由于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反正无法高兴,也可能是改革的方式方法本身有问题,而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所以,下一步首先当然还是要让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阶层不反对改革,一方面尽量做到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还要从理念上影响他们、团结他们。
 
  Q9:个人在这种局面下,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未来?
 
  A9: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大环境是外生给定的,大家都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们能做的改变非常有限,所以最优的心态就是面对。同时,也不要将自己及其专业的作用想象得无限大,个人是无法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的。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当然是自不待言,也是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个人的作用就更加有限。当然,也不能完全束手无策、毫无作为,我们作为学者应该为改革鼓与呼,为开放鼓与呼,希望政府能真正能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开放。
 
  中国古语有云四十不惑,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前的中美形势和国际形势是危中有机,中国只有很好抓住这次机会通过经贸摩擦倒逼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过度渲染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异、过度意识形态化、自我膨胀,才有望让外界看到共同点,化干戈为玉帛,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为此,在涉及改革方向和大政方针方面,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和误区太多,有很多步调不一致的情况,使得下面很多部门方向感缺失。我们只有从思想上、方向上进一步统一到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上来,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协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正确处理好目标与过程的关系,才能实现十九大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及其他任务。
 
来源:财新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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